文/蒂莫西·亚当斯

　　美中之间关于货币问题的讨论一直在一种互相尊重和坦诚对话的基础上进行。美国财长斯诺称赞中国去年7月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所作的转变为重要的第一步。但是，不进一步进行更大幅度汇率改革的危险正在增加。支持中国拥有僵化汇率机制的著名学者们预言，中国提高汇率弹性将导致可怕的经济后果。尽管我对他们对该问题的争论所作的贡献深表敬意，但经验说明他们错了。

　　美国倡导中国实行弹性人民币汇率是基于我们相信弹性货币对美中两国都有利。在国内，弹性汇率为中国提供更有效的工具以避免信贷助长的投资繁荣/萧条周期循环，并推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国际上，提高货币弹性将反映中国对其在共同解决方案中所扮演角色的严肃考虑，该措施也能缓解全球不平衡及保障全球持续增长不受保护主义的影响。

　　美国财政部寻求的不是一次性的货币调整，一个只能产生短期效应的调整。我们也不相信单纯提高货币弹性就能减轻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正如斯诺部长于5月18日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共同的责任，它同样需要美国提高储蓄水平(主要通过较小的财政赤字手段)，需要欧洲和日本提高以需求拉动的增长。

　　一些著名学者指出更大的汇率弹性将带来不稳定，并将中国经济和价格的稳定记录归功于其货币钉住政策。但是那些僵化汇率的倡导者都忽视了一个需求，即通过弹性汇率来避免中国、亚洲乃至全球经济未来的不稳定。

　　对行政调控手段的依赖导致了二十世纪70年代至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一系列信贷助长的投资繁荣/萧条周期循环。这些行政手段在一个更大、更市场化及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中失去了其有效性。政府的行政指导还与中国值得赞赏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努力背道而驰。中国正在进行历史性的市场化转型，但是它需要现代化的政策工具来支持这种转型。依靠价格信号，包括汇率和利率来指导资源的有效分配及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越来越重要。

　　非弹性的货币将限制中国货币机构调控利率和货币增长的能力。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流入数目巨大，中央银行必须通过购买来维持钉住，已经造成了过度的流动性增长，这助长了投资低效和产能过剩，引发新一轮投资繁荣/萧条循环的风险。而这一次将会有更大的全球影响。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温家宝总理最近对国务院谈到，中国“最主要的经济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的过快增长”。今年头五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0%，同期房地产投资增长了21%。今天头五个月的银行信贷额已经达到了央行全年目标的近三分之二。快速的信贷增长同时瓦解了政府改善贷款质量、避免新的不良贷款累积的努力。

　　产生于僵化汇率的政策组合——快速的信贷增长和低利率——加剧了中国的增长不平衡。GDP增长的近60%来自于投资，GDP中已经非常高的投资比重继续攀升。低利率鼓励了以劳动力为代价的资本使用。其结果是，2001-2004年中国的实际GDP年增长率为8.5%，而就业的年增长率只有1%。此外，尽管增长快速，同期城市失业率从3.6%提高到了4.2%。

　　一些学术界人士不顾这些趋势继续错误地指出，美元可能成为中国的方向舵，就像它以前对日本的影响一样。但与日本类比是不正确的。日本在二十世纪80年代至二十世纪90年代的经验提醒人们，背离以价格稳定为中心的货币政策是危险的。日本经济泡沫的产生归咎于其二十世纪80年代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部分原因为其阻碍货币升值的努力。中国目前面临同样因流动性而引发的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僵化汇率政策的支持者还忽略提到这样一个事实，二十世纪70年代，尽管随着布雷顿森林会议固定汇率机制让位于现在的浮动汇率机制，日元已升值100%，日本经济仍然快速增长。

　　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整体汇率机制的动作还太谨慎。在增长强劲及金融市场可以接受的情况下走出僵化的货币机制是最容易的，该转换也很可能有序进行。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政府理解这一点并承诺进一步提高汇率弹性和采取重要措施来重新平衡增长，并将此作为最新五年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4月访问华盛顿时宣布“中国将继续发展外汇市场(和)提高汇率弹性”。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拥有更有效政策工具的政府，能带来一个更稳定的经济，降低由繁荣到萧条到泡沫的周期循环风险。这对中美两国都有利。

　　(作者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本文系作者观点，与本报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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