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对腐败官员的惩罚，数大明律最为严厉。朱元璋动辄对贪官抽筋剥皮，但即便如此，大明王朝仍难逃脱被改朝换代的历史宿命。

　　当代中国，这几年因腐败被杀的高官有胡长清和成克杰。虽说抽筋剥皮的酷刑早已被废止，甚至可以“享受”注射处死之待遇，但终究还不敢废除对贪官的死刑惩罚。

　　围绕贪官死罪之存废，国家正陷入两难遇境：一方面，腐败如此盛行，不能不顾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民间情绪；另一方面，对非暴力犯罪者废止死刑是一种世界性趋势，全球至少已有半数国家接受了这种现代司法文明。中国倍感压力－－不在于中国还属于另一半之列，而在于中国是个正在主动或被动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大国，其行为方式被国际社会越盯越紧。

　　中国现代司法制度与国际主流司法文明接轨是个趋势，可接轨须做各种准备，包括观念转变和民智开启。转变观念和开启民智须舆论先导，也许正是出于此种考虑，《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前不久抛出了“废除腐败官员死刑”的政策建议。

　　犹如扔下一颗炸弹－－此“建议”在民间引起的不满可想而知，其中最“激进”的言辞把课题组视作“腐败分子的代言人”。比较理性地看，我以为，“建议”不可能是冒冒失失抛出来的，这叫“试水”，以测试民意的反弹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便于为下一波的舆论引导做出选择。

　　民意的反弹刚开始回落，6月25日，中石化胜利油田高管李荣兴贪污受贿3500万元（总涉案金额超过4100万元）获死缓的消息上网，再次引发新一波民意反弹，网络“公民表达”各吹各的号，但认定一审判决量刑过轻几乎众口一词。就这么着，贪官李荣兴还嫌一审量刑过重而提出了上诉。

　　对李荣兴的量刑是否合适，由二审法院给说法好了。对“废除腐败官员死刑”的政策建议是否得当，赞同的和反对的，仍会继续唇枪舌战下去。我只提醒各位看官注意一个事实：继成克杰被处死刑以后的这几年，腐败并未得到收敛，且数额越来越惊人，其“政治杀伤力”及对体制的羞辱也越来越甚，但惩处他们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案例却越来越少。这颇耐人寻味，就我之体察，说明针对贪官的死刑法条虽未被废止（且短期内也不敢废止），但在具体案件的量刑上，法院已开始有意识向现代司法文明靠拢。“国情”所致，这当然不是法院的“独立行为”。

　　对罪行重大的贪官该不该杀？感情上我也主张杀，理智上我亦不主张杀。至少是可杀可不杀的尽量不杀。哪怕民意也把我视作“腐败分子代言人”，我也坚持这么说。我决不怜悯腐败分子，可我却清醒地看到，古今中外，贪官是杀不绝的。各国的反腐败史告诉人们，惩处贪官虽可动用极刑，但即如“凶狠”如朱元璋，也无奈于“朝杀暮犯”。何况，惩罚属事后行为，其“政治杀伤力”早已作用于社会。近代以来，凡官场腐败得到有效遏制甚至基本根除的国家，没有一家是通过极刑滥觞的手段收其大效的。也不是依赖于教育、自律等道德诉求手段，而是坚定地改用民主政治制度－－权由民所授，权归民监督。若用一句话作概括，就叫“依靠制度反腐”。

　　对传统认知范畴内的罪大恶极之贪官予以“刀下留情”，看似反腐的手腕趋“软”，甚至有舆论痛斥为对腐败分子“菩萨心肠”或“官官相惜”，其实不然。在我看来，这不是怜悯他们而是在加害他们。如果能把危害已经造成、遏制成本极高的反腐败斗争，由劝戒和惩罚官员“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陈毅元帅语）”改为“无处可伸手”，使他们想搞腐败也无处下手，那才是真正的“菩萨心肠”，才是真正爱护他们。遏制腐败，百姓、官员、国家、民族都受益，但也得有人出来支付代价。该由谁支付代价大伙心知肚明......如是，反腐才只能在外围打转转。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