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的钟伟主任说出的“经济学家不一定要替百姓说话”的高论成为当前舆论的一个焦点。为此，友人侯宁应有关媒体之约写了一篇题为《大陆经济学家已是一个堕落群体？》的特评文章，并同时发表在了自己的博客上，博得好评如潮。

当日，侯宁君把他的这篇文章推荐给了我，也邀我写一篇同样内容的文章，说是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或许是因为见过了太多的人和事，或许是对许多的事情都习以为常了，所以作为我个人来说，除了还在证券市场上守候之外，对于社会上的一些现象笔者倒也有些“麻木不仁”了，特别是有关经济学家的话题，此前笔者也曾经谈论过，所以笔者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再谈。但既然是友人相邀，而且我本人又有“君子成人之美”的美德，所以我也就答应了侯宁君，算是再做一次绿叶，再烘托烘托侯宁君编织的《大陆经济学家已是一个堕落群体？》这朵鲜花，也算是一唱一和了。

　　照直说，对于钟伟教授的“经济学家不一定要替百姓说话”的高论，我是丝毫都不觉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毕竟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利益的时代，一个张扬的时代，一个疯狂的时代，一个越位的时代，一个标新立异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可能的。比如就拿我们自身来说，男人不应该只是男人，有时如果你有一种女人腔、女人调或许更受欢迎；而作为女人来说，就更不该只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女人，而更应该是一个男人。对于这一点，在一些娱乐性节目中，“女人腔”与“男人婆”大为走俏，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又如时下的世界杯，这本是一个属于大老爷们的世界，可时下的世界杯里就是流行女人的风景，要让女人们也来把世界杯占去半边天。就说那超女吧，原本就是一帮唱歌的女孩子，你唱歌就唱歌吧，可世界杯期间摇身一变，都成报刊媒体的足球专栏主笔了，虽然写的都是那种幼儿园小朋友般的幼稚问题，有的甚至干脆就抄来别人的东西，但出人意料的是，她们这种小儿科里专卖的玩意儿竟然大受欢迎，相信那些长年写球评的朋友就是气得吐血也只能是干瞪眼。而正是在这样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时代里，日前央视里的著名足球评论员黄健翔也终于在亿万观众面前上演了自己最疯狂的一幕，他不仅在电视机前声嘶力竭地嚎叫着，而且一再称赞意大利队是“伟大的”：伟大的意大利的左后卫！他继承了意大利的光荣的传统……伟大的意大利！伟大的意大利的左后卫！甚至高呼“意大利万岁！” 完全忘记了自己中国国家电视台评论员的身份！让人联想起早期国产片里一些英雄人物牺牲前的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钟伟教授也好，或者别的什么人也罢，说出些“出位”的话语来，甚至做出些“越位”的事情来，那实际上都是很正常的了！

　　其实，说到钟伟教授的观点中来，说句不恭敬的话，笔者以为钟伟教授的观点并没有多少新意。因为在此之前，早就有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大声疾呼要保护富人利益，早就有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大声呼吁“要善待对社会作贡献的企业家”了，所以，钟伟教授的“经济学家不一定要替百姓说话”的观点，实际上只是上述观点的一种翻版或者延伸而已，甚至可以认为是对当今经济学家们的一种“写生”。因为尽管在去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曾语重心长地提出过“穷人经济学”的观点，表示“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就会懂得许多原理”，当时的媒体方面也曾积极地呼唤“穷人经济学家”，但这些并没有唤醒我们经济学家的“穷人意识”，“百姓意识”，他们一古脑儿地全都投入到富人的怀抱里去了，担当起了富人们的“监事”、“独立董事”、“政策顾问”、“特约经济学家”等等。因此，在这些经济学家的脑海里，哪里还有“穷人意识”、“百姓意识”？他们能扮演的角色，自然也就是“富人的经济学家”，为富人们说话，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如通威股份的独董、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2004年初，在通威股份刚上市不久的时候，面对通威股份推出的只向老股东每10股派11元的分配方案，不仅没有提出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意见来，相反还在股东大会上对让小股东参与讨论2003年利润分配的事情提出质疑，完全忘记了他自己独董的职责所在。而钟伟教授的社会兼职包括长城证券特约经济学家、北京安邦信息集团公司特约经济学家、上海惠普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特约经济学家等，因此，面对这样一些利益集团，钟伟教授说出“经济学家不一定要替百姓说话”的观点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很正常！“相当的”很正常！

　　当然，作为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经济学家来说，是应该要承担起为老百姓说话的职责来的，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但如今，我们许多的经济学家已经完全没有了这份良知，这份责任感，因此称他们是堕落的群体，笔者以为是合适的。但问题是，在当今的社会里，堕落的又岂只是经济学家们呢？记得去年高考的时候，有一个考生写了一篇很经典的“零分作文”：《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其中写道：

　　警察不会抓人，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警察要打人、吓人，要穿着警服逛街威风，要开着警车四处兜风，四处吃喝，所以警察不会抓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医生不会治病，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医生要收红包，要考虑开哪个药利润高，要分辨病人到底有没有钱，所以医生不会治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老师不会教书，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老师要补课收钱，要计算哪个学生家长送礼多少安排座位，要写看不懂的论文，所以老师不会教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

　　中国男足不会踢球，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男足要吃摇头丸，要赌球，所以中国男足不会踢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导演不会导演，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导演要选美女演员，要学会上艺术人生，要想方设法得奖，所以导演不会导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演员不会演戏，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演员要和导演处好关系，要学会嗲声嗲气，要绝对吸引异性，要和车夫吵架，要学外语学穿有英文字母的衣服，要假装有深度有学识，要和老板吃饭谈心，要想尽办法出名，所以演员不会演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

　　记者不会采访，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记者跑路要拿车马费，要和广告挂钩，要写企业宣传书籍，要听有关部门的话，所以记者不会采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官员不会当官，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官员要不停地接受采访，要考虑怎么收礼，要面对上级的冷面和下级的热脸，要每天考虑怎么往上爬，要寻找哪里有美女，所以官员不会当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也许这篇文章在立意上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更不适合由一个考生来写作，但它至少反映出我们当今社会的某些现象。同时，它同样也表明，在当今这个时代里，堕落的绝对不只是我们的经济学家。

　　正所谓“三句不离本行”。最后说到我们投资者所在的证券市场里来，这堕落不同样是无处不在么？比如，法院本应是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地方，可证券市场里发生的各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案件，却长期得不到受理，得不到审判，得不到执行；这是不是一种司法部门的堕落？又如，保荐人本来应是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可在当前进行的股改里，为了争取项目，为了获得保荐费收入，几乎所有的保荐人全都投入到大股东温柔的怀抱里去了，几乎所有损害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股改方案全都是这些保荐人抛出来的，而且还口口声声是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这是不是一种保荐人的堕落？再如时下的新股申购政策，这更是一种政策性的堕落！本来，作为证券市场里的政策法规都是应该体现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立法宗旨的。可由沪深交易所抛出来的新股申购政策，却是典型的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政策，完全是一个维护大机构投资者利益的政策。又是让机构投资者吃询价配售的偏食，又是大幅度放宽机构投资者申购新股的上限，又是在时间安排上让机构投资者能够网下配售与网上申购兼顾。尤其是上交所，甚至公然抛出“黑文件”《关于实施上网发行资金申购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指示，上证所个人投资者股票账户（A字头证券账户）不允许进行重复申购，重复申购除第一次申购为有效申购外，其余申购由上证所交易系统自动剔除；机构投资者账户（B、D字头证券账户）可以进行重复申购，但每次申购不得超过申购上限。因此，象沪深交易所这种严重损害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做法，完全就是一种政策性的堕落。因此，把钟伟教授的“经济学家不一定要替百姓说话”的观点拿来和沪深交易所的做法相比较，这钟伟教授的观点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许，我们不应该忽视经济学家集体堕落的事实，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当今这个利益的时代里，堕落的绝对不只是我们的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陈晓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