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亨利·鲍尔森接替约翰·斯诺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时候，他接过了一个低失业、高增长的国内经济。当斯诺掌舵美国经济，驶过衰退的暴风雨时，他也为鲍尔森留下了令人生畏的任务，就是长期积累的庞大财政赤字。

　　要理解鲍尔森所面临的挑战，让我们从任何一个严肃的政策分析师都同意的事实开始：政府预算在一个无法维持的路径上。美国人正越来越长寿，儿女却越来越少。加之医学技术不断发展，导致医疗费用不断攀升，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财政预算的破产将在婴儿潮出生的人退休的时候来临。给定现有的税收制度，这个预测意味着对我这代人来说，社会保险、医疗和公共医疗补助制度都将无法维系。

　　然而，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上，政策分析家们意见不一。那些站在政治左派一边的希望提高税收来提供资金。还有一些甚至走得更远，主张扩大权利，比如将纳税人税金所支持的医疗保险推广到全美。这是个可行的选择，正如多数欧洲国家所证明的那样，但这个选择并不明智。正如经济学教授不厌其烦地解释的那样，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我稍后会提到）。税收扭曲了激励，损害市场效率。用技术术语来说，它造成“社会福利净损失”（deadweightlosses）。用不那么正式的话说，税收减小了经济这个蛋糕的尺寸，为多数人留下了更少的财富。

　　一些供给学派的学者宣称，税收的扭曲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提高税率甚至会减少税收。与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认为对多数增税而言，作出这样的结论是不可信的，而且我怀疑鲍尔森是不是也这样认为。但是供给学派有一件事是对的：因为高税率减小了税基，提高税率得到的真实税收要小于“静态”的税收估计。

　　财政部的工作人员提供给鲍尔森的第一个工作简报中，应当包含欧洲高税收对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根据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以及史蒂文·戴维斯和马格努斯·翰林克森的研究，欧洲实行高税收政策已经降低了工作努力程度，扭曲了行业结构。戴维斯-翰林克森的研究表明，税收每增加12.8个百分点（一个标准差的变化），一个普通成人工作时间就会每年平均减少122个小时。这还会将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减少4.9个百分点，将地下经济占GDP的比重增加3.8%。由于鲍尔森的工作将致力于解决财政失衡，他必须把欧洲的经验牢记在心。

　　布什总统在宣布鲍尔森的任命时，再次重申了他的低税收承诺。“亨利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他说，“就是在这个成就的基础上，与国会合作，保持益于增长和低税收的环境。”不增税并不意味着能够回避艰难的选择。能够替代增税的唯一方法是大幅削减支出。从政治上说，这一选择更加艰难，但这应是公众争论的焦点和鲍尔森注意的重点。

　　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会建议国家考虑逐步地、但是大幅提高享受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合格者的年龄。我们面临三个选择：给还在工作的人加税；减少高龄者的福利；或者减少相对年轻的老人的福利。我将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排除第一种选择，出于社会同情的考虑排除第二种选择，而把第三种选择看做是坏签中最好的一个。如果我们提高领取退休金的年龄，人们仍然可以选择早退休，但是他们将依靠自己作这个决定，而不是依靠纳税人。

　　我们现在面临的财政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享受福利的年龄没有考虑到人口结构的现实。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时，他制定了固定的退休年龄；当林登·约翰逊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的时候，他也承袭了这一做法。假设罗斯福和约翰逊建立的是种赋权制度（E n titlem en t S ystem），在这一制度下，全部人口中较为年轻的90%抚养最老的10%，随时间推移只有比例保持不变。这样的制度在人口结构随着时间变化时，就能够适应得更好。

　　还有时间来改正这一错误，可以采用罗纳德·里根1983年进行社会保险改革所用的方法。国会可以通过一项法律，通过每年推迟两个月的办法来提高享受福利的年龄。这一过程可以持续到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托管人（包括财政部在内）宣布，福利项目从长期看是财政平衡的时候为止。那些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不受影响，但是那些目前处于中年的人就必须工作更长时间，或者储蓄以应付提前退休。这样的改革将有利于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无须承担欧洲式的税率。

　　财政赤字能够通过减少支出最终解决，但是现实的政治妥协仍将包括更高的收入。尽管如此，新财长应当寻找更多有效的收入来源，而不是考虑扭转布什的减税政策。

　　经济学家们早就指出，虽然多数税收扭曲激励机制、缩小整个经济蛋糕，但是某些税收的增加则会改善激励、扩大经济蛋糕。比如，对汽油征收更高的税，是比团体平均燃料节约经济标准（CAFE标准）更为有效的提高燃料使用效率的政策。它还能通过各种方式，比如住得离工作的地方更近，来减少开车时间。对含碳气体征税是解决全球变暖的最佳途径。这些被称作庇古税，是由英国经济学家亚瑟·庇古提出的，他是最早建议利用税收来纠正市场缺陷的经济学家。

　　类似的，经济学家也将征收“罪孽税”看做是提高收入的好方法。庇古税是通过向他人的行为征税保护不相干的人，而罪孽税则旨在保护人们自己。考虑到人们有自我控制方面的问题，罪孽税是能够增加福利的。经济学家约翰逊·格鲁伯和穆莱纳桑曾给出证据表明，烟草税越高，吸烟者越高兴。当然，不吸烟的人不会反对把税负加到别人身上。也许我们应当考虑对吸烟、喝酒、赌博和其他人难以自我控制的活动提高税收。

　　最后，即使所得税也用作提高收入的途径，那么我们也应当扩大税基而不是提高税率。去年11月，总统的联邦税收改革顾问小组在给斯诺的报告中提出了数个很好的建议。鲍尔森应当继续讨论税收改革，并强调这些思想在国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比如，顾问小组提出要废除州和地方税收的推断条款。这个建议很有意义。在现行法律下，如果一个城镇征收更高的地方税来为市政提供融资而其邻镇却没有，那么前者将得到联邦补贴。这一结果既没有效率又不公平。

　　总统顾问小组还建议收回抵押贷款利息减免政策。现行的联邦税收政策偏向于个人资本，而不是公司资本，这也会降低生产率和真实工资。即使认为政策应当鼓励个人购房而不是租房（这本身也是有争议的），也没有理由鼓励人们去购买更大的房子。让我们把目前补贴抵押贷款的100万美元这个数字降下来吧。

　　即使保持低税率，解决长期财政失衡仍然有很多选择。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美国人还没有给他们所选举出来的代表以足够的压力来严肃对待失衡问题。他们越早施压越好。如果亨利·鲍尔森希望能够改善整个国家的财政状况，那么他的主要工作是要把精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为布什总统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哈佛大学教授，原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王慧卿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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