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14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主办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研讨会在京召开，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做了精彩发言，他对全球不平衡，人民币汇率等热点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

　　事实上现在全球不平衡的情况使得我们或者是提醒了我们，让我们想起了这个历史，包括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个历史又在重复自己了，历史在冲击之前已经在80年代的时候有了广场协议，现在中国、美国的不平衡，这些都表明我们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还不是政策的问题了，可能是机制方面的，我们不断的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来想一下有什么样的共同因素，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因素，在这个不断历史重复的时候都有什么共性，对于全球不平衡以及货币都有什么样的共性。首先我觉得在所有的时期我们看到有过度的流动性，有美国财政的赤字所造成的，还有放松的经济政策低利率、低储蓄率所造成的，由于这些政策的结果有了贸易的赤字。但是过度的流动性可能有不同的结果，首先就是这样的结果，就是高通货膨胀。我们看到在美国，以及在全球的市场上，在60年代、70年代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对于货币来讲不是几个国家的问题，可能是所有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这个在亚洲金融风波冲击之间就是这样的，美国的美元贬值，或者就不用金本位制了，然后就贬值，对于每一个货币都有所贬值。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跟金贬值了，所以对主要的货币都贬值了。

　　在此之后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种现象的出现，也就是说美元主要是对一些主要的货币进行贬值，比如德国马克、日元等等，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新的因素的出现，还有其他的经济体他们经历了这种高增长，还有更高的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对于美国来比工资是比较低的，而且要做更多的金融和货币政策的平衡，所以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是比较低。一方面你看到美元有过度的流动性，另外一方面有一些欧洲的国家，特别是德国、日本，他们是高增长，但是低通胀率，我们就有了全球的不平衡了。美元的趋向就是贬值，是对于这些国家的货币进行贬值，那些国家又经历了高增长。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又出现了，又到了中国了，中国就是高增长低通胀，生产力提高。当然这个国家有的时候他们也有责任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货币，比如说对美元，比如说如果你的通胀低于美国的话应该对它进行调整，可能会导致这种不平衡，但是如果你真实的工资增长的低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也是对于全球的不平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现在中国就经历了这种现象。中国的通胀是低于美国的，低于1%到2%，有的时候是3%到4%，特别是在90年代晚些时候，我们当时是平减的。中国的生产力的增长是11%，一些数据表明真正的工资只增长了9%到10%，有些会议上有些人说11%到10%，这个数据的意义都是一样的，但是真正的意义在于工资只反映到正规的行业，没有反映到那些非正规的行业和农民工的行业，所以很多数字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中国应该做部分工作，来不断的改进全球不平衡的现象。

　　我们也看到主要的一些因素，就是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不是在这方面，我想借用一下别人说的，我觉得主要的是美元造成的，正如马凯教授所说的那样主要是美元的政策，我想这不光是政策的问题，而是机制的问题，这就是全球货币系统的安排的问题，美元标准系统所造成的。美元的标准系统就意味着我们用它作为国际货币，但是这个货币是由一个国家所发行的，不管这个国家多强劲、多复杂，这个国家有多发达，但是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被国际上所利用了，作为一个国际货币，这中间肯定有利益的冲突，另外我们又看到了货币的不对称性在全球市场说。全球的货币不对称性表现在两种方面，一个在其他的国家发行他们自己的货币的时候只是由他们自己来用，但是他们还要承担这个政策的影响，或者是财政赤字或者是持续率低下。那么美元当中有70%是用在美国之外的，美国政府债券的50%是由其他国家持有的，这样美国就可以去把他的金融风险给分散到其他国家、分散到全球市场，让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经济体都来为美国负担风险。第二，根据这样的一种不对称美元总会有贬值的趋势，而美元贬值是最好的恢复平衡的方法，并且从一定程度上去实现美国的利益。我在这个表上是给大家体现了一下不对称性，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美元出现贬值的话，美国净值资产的价值是不变的，所以他是没有损失的。所以通过这个分析我想对于目前的政策调整说三点：

　　第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对于全球的不平衡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美国现在的经常项目赤字占到7不能，但是从货币不对称性来看，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如果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50%的话就会陷入危机，而美国不会。只要美国的金融风险能够由各国来分担，他们就有条件来保持居高不下的较长期内的7%、8%这样的经常项目赤字，7%、8%保持五年仍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维系的。

　　第二，中国应该对人民币的汇率进行某种升值。在此过程当中我们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升值的幅度不能太大，可能每年往上调3%、4%，中国就能够充分的解决全球不平衡的状况去发挥巨大的贡献了。所以这种有关系的浮动汇率制对于中国来说是合适的，因为通过有控制的这种浮动我们既可以发挥我们的作用来解决全球的不平衡，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会出现过之而不及的情况，就是通过这样的情况我们既可以尽到责任又不会过分，如果中国的汇率自由浮动的话中国将会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和风险。如果对于中国和起来国家的货币大幅度的升值来实现全球不平衡调整的话，这样美国就无事可做了，他们今后几年当中现在的不均衡解决了，过几年他们在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可以再诉诸赤字，所以小幅度的升值对双方的不平衡调整来说都是有好处的，而且责任也是平衡的，美国作为不平衡的另一方也应该做一些工作。

　　第三，美国应该做的更多。现在我们都假定美国会无所作为，只知道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单方面的采取行动，来进行政策上的调整。但是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和我们的美国朋友多谈一谈，我们要求他们在政策上下更大的力气来调整他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第四，从根本的层面上我们应该更多的考虑一下改革全球的货币体系。因为如果全球的货币体系不得到根本的改变的话，如果美元本位继续占一个主导地位的话，这种不平衡会不断的周而复始的发展下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亚洲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实际上在这儿是有共同利益的，但上个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下了大力气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后来出现了冲击尼克松危机造成了美元本位的崩溃。在那段时间当中我们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了本位的缺失。虽然英镑当时是国际货币，但是英镑时代用的是金本位，尼克松危机之后出现了本位的缺失。欧洲国家希望用欧元部分的解决问题，但是风险今年仍然存在，人们仍然谈到硬着陆以及美元崩溃的危险性。

　　这样亚洲各国的货币，当然可能不包括日元，我们现在仍然是盯住美元，如果美元的汇率大幅度贬值的话，亚洲各国的主要货币也会大幅度的贬值。接下来我们就会出现亚洲货币和欧元之间的问题，因为如果亚洲的货币也大幅贬值跟着美元掉下来的话就会出现欧元币值相同推出过高，又出现了问题。

　　接下来又是悲观的论调了，可能美国不同意用我的这个办法改革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我刚才谈到了过去我们各国之间的实际工资是不一样的，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日本的实际工资只是美国实际工资的80%，这个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情况了。今天中国的实际工资比美国的实际工资还要低了30倍，这也就是意味着中国要想赶上美国的话，至少还要有20年、30年、40年的时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考虑到全球货币体系的现状，这样的不平衡性也将是长期困扰着我们的问题。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