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14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主办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研讨会在京召开，搜狐财经独家网络协办。以下是国际研讨会现场实录内容。（第四部分 政策议题）

第四部分 政策议题

　　主持人Andre SAPIR：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部分了，这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部分，我们前面三部分已经把欧亚对于全球失衡的观点都讲过了。最后一部分要把今天讲到的这些要点串在一起，以及对于下一步的建议和想法，那么在这儿我们是有一定的不对称性的，当我们看欧洲和亚洲问题从全球失衡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很多发言的要点都是说全球失衡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和亚洲，而欧洲的意义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全球失衡是不确定性的。

　　最后一段时间我们不仅仅看欧洲和亚洲，同时也应该把欧洲和亚洲作为一个联合的出发点放在一起看看欧亚的观点，看看欧亚之间有哪些共识、有哪些分歧、有哪些机会，比如四国集团作为一些机制能够让欧亚双方共同利用，进一步的去推动双方的合作。

　　我们来看一看亚洲的观点，谈到了很多亚洲的观点是什么、亚洲的问题是什么，也谈到了欧洲的观点、欧洲的问题，很有益的一点我们是看到了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彼此之间的差异并不是那么大，也是有很多的趋同点，待会儿会请几位专家来发言，最后一段会议也是很有意思的。

　　首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看，然后我们也会听到日本的Naoyuki YOSHINO教授给大家谈日本的经验教训，一二十年前日本的情况，看一看日本当初的经验教训对于亚洲的现状是不是有参考价值。好了，我们下面先从亚洲的观点开始。

　　卢锋：谢谢主席先生！三篇论文昨天晚上我都读过了，饶有兴趣的读完了这三篇论文，并且我非常荣幸的能够在今天的场合当中来讲两句，我要讲的是失衡相对于相互依赖，主要是过去几年双顺差的情况，就意味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出现了顺差，在过去的13年到15年当中，从九十年代开始。

　　我知道最后一段会议当中，由于晚饭在向我们招手，所以时间往往会非常有限，所以我倒过来讲，先讲我的结论，这样在我的过程的时候主席可以随时打断我。

　　首先我想谈一谈从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一看双顺差。第二，我想看一看中国的双顺差是怎么样产生的，中国的双顺差主要是由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这个新的国际分工的特征就是生产的专业化分工。

　　最近的一些研究结果也表明，对于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中国国内经济业绩非常强劲的时候我们要来解答一下为什么人民币的估值会偏低，最后一点会谈一谈结构性的调整，也会谈一谈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讲独特性，所谓独特性并不是说其他的国家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说过去的五十大经济体的发展，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来看一看独特性，如果把双顺差看作重大的双顺差的话，我们看一看经常项目和资本项只要超过了GDP的2%这就是重大的顺差。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说，中国连续六年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双顺差，这是具有独特性的，这是不常见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双顺差的独特性无论是从实证的角度和量化的角度都可以这么说的。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中国的这种双顺差是直接与FDI、与加工贸易有关的，余永定教授已经谈到了这一点了，这是由国际生产加工引发的，也是由全球不断加速带来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加工贸易。在改革期间加工贸易犹大幅度的提升，中国的加工贸易的进出口相对于原材料的进口增幅是更快，根据传统的看法，加工贸易应该是很净值的行业，没有多少学习技术的出现。在加工贸易上我们应该能看到动态升级的曲线，而且也能够看到一条学习的曲线。

　　在中国的加工贸易中，从定义上来看加工贸易带来了顺差，而不是非加工贸易。也就是说加工贸易我们是把半制成品和原料进口到中国，然后产生制成品之后再出口，正是这部分出口产生了顺差。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的顺差在过去20年当中是与年俱增的。我们可以看到加工贸易的顺差到去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6500亿美元，很大程度上这部分的顺差又带来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度上升，所以说中国的经常项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贸易带来的。

　　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余永定教授的论文当中谈到，外商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带来了资本项的赢余，但是外商FDI当中，就是加工贸易有80%是由外资来完成的，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又是和加工贸易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双顺差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加工的贸易有关，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证性的事实。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的考察一下什么叫加工贸易。也就是说在一个完整的产品产出当中，我们并不是唯一的生产方，只不过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完成了专业化，在整个商品生产的供应链或者链条当中，我们在某一个环节实现了供应化，这就意味着国际的新分工。国际生产的新分工的特征是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国际分工的这样一个单位已经从产品的生产扩张到了一些新的阶段、新的活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重要的外部环境、全球化带来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

　　现在中国的这种外向型的开放的发展模式，以及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解释。而最近顺差的剧增，比如说外汇储备的剧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者从部分原因上来说是和人民币的汇率偏低有关的，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

　　我想增加两块实证性的证据，大家看我的这个图表，在这张表上讲到相对的在贸易商品上的增加，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十年当中中国的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人民币的实际汇率的升值在近年来已经限于停滞，甚至是有所回落。所以说我们想提出的是中国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是被低估了，低估了多少我们不知道，从量化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确定是被低估了。这样的一个证据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还没有被提出来。

　　另外我要谈到一个制造业的单位成本，制造业的单位成本也下降了，但是名义汇率却趋于平缓，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名义汇率被低估了。

　　我完全赞成要采取综合性的全面性的政策措施，余永定教授有九大建议，但是我想人民币的升值必须是这一揽子政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仅仅是靠升值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言之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的话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特别是想长期的成功的解决问题的话，任何一个行之有好的一揽子的政策都必须包括人民币的升值。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单位成本的下降，而且通货膨胀率很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就有必要去改变名义汇率带来实际汇率的改变。

　　最后回到我刚开始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控制双顺差，一方面这是一种不平衡性，因为这是有一些政策扭曲的因素带来了双顺差，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工贸易及外商直接投资有关，在很大程度上和新的国际生产分工有关。这样又带来了一些结构性的后果。

　　第一，这是失衡的。

　　第二，我也是非常赞成刚才一篇论文的说法，叫做相互依赖性、共同依赖性，一方面要有双边的相互依赖性，另一方面要有多边的相互依赖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采取协调的措施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是同舟共济的。

　　Andre SAPIR：下面讲话的一位是Naoyuki YOSHINO教授。

　　Naoyuki YOSHINO：刚才Caio KOCH—WESER教授也谈到了，在日本实行浮动汇率之后央行放松了汇率政策，这样能增加出口，如果日本出口进一步下滑的话会影响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于是到1973年的时候日本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幅已经达到了20%，日本到1973年的时候和1974年的时候通胀率进一步加快，这是日元带来的第一拨的冲击。到1975年之后日本公司他们大幅度的降低了生产成本，这样吸收了日元带来的冲击，从75年到85年之间日本的出口与年俱增。到1985年的时候，在纽约签订了广场协议，然后日元经历了大幅度的升值，然后日本央行再次采取了刺激性的国际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年增幅达到了10%，这段时间日本的通胀率却非常的稳定。因为日元的升值使得进口价格非常之低，而且与此同时油价进一步的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进一步的下降，所以从75年到85年，日本的年通胀率只是在0到2%之间，是非常的稳定。这使得资产价格、土地价格和股票价格进一步的上升，这样到90年代后期有人就谈一谈央行是不是要更多的关注资产价格，而不是仅仅关注资本价格的水平。

　　那几年当中大部分认为央行只要注重消费价格就可以了，因为人们资产价格还是要和总体价格捆绑在一起的，结果日本的央行就进一步的放松价格政策，结果就带来了新一轮的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了。

　　在那几年当中出现了一些对于进口的屏障，非贸易商品的发展很疲弱，所以说日元升值的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这个时候日本央行又进一步的采取了放松货币政策的措施来刺激日本经济。但同时又没有扩大进口，只是带来了更高的通货膨胀和更高的资产价格。所以从这个教训来看，中国迟早应更多的开放进口市场，而不是仅仅的对于FDI开放市场。

　　90年代日本随着日元的进一步升值，日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80年代从日本到美国FDI也实现了很巨大的增长，在90年代从日本到欧洲的FDI也剧幅增长，FDI对于亚洲国家也提供了很大的推动力，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关税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日本的制造生产网。

　　在90年代同样由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提供，但是实际上这些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十分的有效，道路了很大的国家的财政预算的赤字。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做了对各种产品的保护，而且把他作为一些比如说农业产品还有非贸易类的产品，如果我们能够消除这些壁垒的话是可以发展得比较好的，从日本来说这个保护的壁垒是中国可以借鉴的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另外就是这个表格，这是日本的一个财政政策，是94年到90年代末的一些财政的政策。为了能够促进日本的经济，这些财政的政策不断的被使用，这是日本对全球所提供的，蓝色是到北美地区，这主要是指美国。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FDI主要指向北美地区。上面的白色主要是欧洲地区。最下边的这条线是中国，你看到对亚洲中国的FDI是在不断增加的，所以看到对亚洲的FDI已经超过了美国。

　　这是FDI日本到中国，可以看到在98年到99年的时候，是我们经济危机的阶段，不包括这两个阶段，日元的升值是使日本对中国的FDI逐渐的增加，同时可以看到FDI实际上对于我们汇率的机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是从日本向其他的亚洲国家所提供的FDI，如果仔细的看一下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主要是集中在南亚地区，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最近到04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中国占了50%，这就介绍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因为生产的网络已经建立起来了，而很多亚洲国家都大量的在生产东西。

　　从日本到中国的流动也是超过的日本对美国所提供的累积的FDI，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

　　这是去年的一个生产的网络，你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出口半导体还有集成电路等等，从日本到中国主要是一些机械。日本从中国进口什么呢？我们进口了大量的计算机，还有中间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也建立起了一些自己的生产网络，有很多半导体从日本出口到中国，还有很多计算机的产品从中国进口到了日本。从这样的经验教训当中我们可以为未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呢？这是过去日本在FDI上的流动，在贸易上的冲突是由于美国所提供的FDI减少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是有一些不同的，中国应该建立起和美国的一些生产的网络，但是生产的网络是有一些重心效应的，所以如果把FDI的网络放在美国，那么实际上有是过去亚洲和美国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Andre SAPIR：谢谢Naoyuki YOSHINO教授。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请Erik NIELSEN讲一下，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市场上的观点，市场如何来对这个失衡作出反应。而大多数的参会者和发言人都是要么来自政府、要么来自学术界，所以我们很幸运的邀请到了来自市场的一些代表，他们从市场的角度讲一下他们的想法，我们来听一下市场的一种观点，也许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还有没有其他不同的市场观点。下面有请Erik NIELSEN。

　　Erik NIELSEN：主席没有说到，在会前我是有选择的，我或者讲美国的观点或者讲市场的观点，因为我本人并不是美国人，我并没有受益于美国的财政扩张，我也不想来捍卫欧洲的观点，我在这里还是想讲一讲市场的观点。

　　确实我们都同意全球失衡是存在的，无论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是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还是看经常帐户的不平衡。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现象都是我们大家已经看到、已经存在，并且容易理解的。这个全球失衡没有通过通常的汇率调整来进行调整，中国的人民比要升值，而美元要贬值，我想今天早晨的时候已经有发言人讲到了，在经常项目的赢余的状况之下，实际上他是反映了一些国内最基本的一些需要调整的东西。其实很少看到这些基本的东西进行调整，所以我会非常的简短来讲三个最基本的观点，我认为市场上的人们都在看这如何来调整国际的失衡。

　　我不知道市场上的人是不是都同意我，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中国几年前加入世界经济，而且想要把外资和廉价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我们上周做了一个论文，我们认为欧洲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进程比美国反映的更好，如果你看一下贸易的话，欧洲实际上对亚洲有大量的出口，它的赤字并不大，但是美国却进口了很多，而并没有出口很多，所以欧洲的全球贸易应该还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说的这个情况是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亚洲的顺差，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汇率的调整来调整。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亚洲决定来保持它的汇率，来为美国的赤字提供一定的资金。这是第一个基本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发生改变。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真正可能发生的调整，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就是短期在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你可以把钱放在这个市场上，以此来为美国过剩的资金需求进行支持。另外，看一下亚洲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希望能看到这样的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个全球化的进程对所有的人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非常谨慎的看到这一点。一旦这是可用的，这种非正常的情况如果这个资本的流动从存活到复活，这样的情况是不能够持续下去的，这是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对待的。

　　另外的一点，也是我们非常仔细看的，就是这个硬币的另一面，也就是美国。我想Klaus REGLING已经提到我们在美国的一些进展。最新的一个预测，就是最近所宣布的各种调整，还有很多迹象表明家庭的市场也在继续的发展，而且家庭的消费也在增长。有些迹象也表明，所以我认为大规模的汇率变化实际上是我没有看到有太多的风险。

　　第三，一个更加需要谨慎的，我们必须要强调这就是合作的问题。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的问题，是不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有隐含的这种合作，比如说中国买美国的国库的债券，还有其他的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究竟在什么阶段能够把政策统一起来，这些债务的所有者是不是能够有合作的态度，能够进行更多的合作。

　　有人也提到了这个广场协议，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世界，但是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包含基本的问题，如果只是外汇的遍布，只是一个外汇的协议，并没有涵盖基本的因素，那么美国要削减自己过多的支出，所以这都是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

　　政策的协调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是非常好的，最基本的就是政策要有所变化。如果上述的这三个基本点没有很大的进展，我们就不可能有明显的外汇方面的一些举措。

　　今天早晨我们也听到如果亚洲的货币不升值，欧洲将会受制于此，而且将会遭受一些损失。在短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基本的问题在有所变化，当然不会长期的保持下去，但是最终我们是要看中央银行的资金在为美国的经常帐户的赤字来提供资金的支持，这种情况在短期内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很多的这些钱都是热钱，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热钱的话，实际上并不占整个资金的很大一块。没有人真正想要看它负面的东西，实际上负面的东西是使很多人都从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如果我的观点不对，比如说欧元涨到了1.35以上，我想我自己会用我自己的这些钱打赌，这对于整个的贸易格局都是不好的。当然我们一定要有很多的调整，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种调整会达到30%或者这么高的程度，只是一些非常小范围的调整。

　　Andre SAPIR：谢谢Erik NIELSEN，我想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从市场角度做的一些有用的分析。最后的时候你说过你预测不会有一些巨大的变化，如果欧元真的达到了1.35或者更高那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实际上我们今天已经讨论过了这方面的内容。欧元实际上在建立或者是在造成失衡当中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但是欧元却是有一些作用的，我想请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Wolfgang MUNCHAU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观点。

　　Wolfgang MUNCHAU：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一些政策是可以留出来让大家看的，我认为假设国际的失衡仍然会存在一定的时期，我其实不一定和Erik NIELSEN的观点一样。我认为最主要的机制就是延缓美国的支出，而汇率仍然会继续加息、继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美元的汇率降低。我们在第三或者第四国的广场协议当中，欧洲没有承担很大的一个调整的负担，如果我们看一下调整这个调整应该是适度的调整，而欧元应该是从现在的1.35降下来一些。这样的方案并不是一些非常极端的方案，而欧洲的央行他们有合理的机会来稳定他们的通货膨胀率，同时又可以有效的防范通缩的危险。

　　德国在过去三年当中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和非欧元区的国家相比他们也可以保证他们竞争性的收益。意大利毫无疑问会经历一系列的困难，如果欧元进一步的升值的话会给意大利造成重大的打击。但是如果意大利政府不能够扭转现状的话，即使欧元不升值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区别，财政政策会有足够的滞后。即使如此整个欧洲大陆他们的财政政策目前都是过于的放松，所以财政政策可能需要一些温和的调整，不仅仅是从稳定性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总体的债务水平来说都是如此。

　　如果汇率水平达到1：1.35的话，不久前我们曾经达到过这点，这样就不需要采取过于剧烈的政策错失了。如果出现了20%到30%的波动的话，当然我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是具有现实的依据。如果欧元从现在的水平再升值20%的话，货币政策将带来巨大的问题，欧元的升值将会带来非对称性的冲击，我不知道货币政策将会如何应对。即使欧洲央行可能与此同时会面临着通缩的压力，会出现通胀压力转变为通缩的压力，即使把利率降到0的话仍然不能够帮助有关国家，特别像德国、意大利这样的进出口国去摆脱困境，而且与此同时会冲击西班牙像房地产市场，所以货币政策作为一个政策的选择，它的回旋余地是有限的。

　　除了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的调整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让财政政策来应对如此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的话，也是有局限性的。对于一些负债率超过100%的国家我很难想象他们能够再实施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应对了，所以说一旦出现这种剧烈的升值的话我们是会走投无路的，我们会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办法的。当然在今后几年当中我们要让欧洲市场变得更具有灵活性，一旦出现这样的冲击我们会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一旦出现了这种巨大的冲击的话，我们仅仅通过内部的灵活性也是无法做充分的应对，比如说英国比其他国家更加灵活了，如果碰到了进出口形式巨大的逆转，那么英国也会碰到和欧洲大陆非常类似的严重的问题，不是说有灵活性就能解决的。

　　所以我们建议有什么样的政策呢？下面我们要谈一谈全球稳定的过程，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需求。美国一旦出现低增长或者衰退的话将会使欧元区也出现衰退，这将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的衰退，从这种情况来看汇率的调整不仅要从各个区出发，这样我们可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广场协议，无论是单单规定汇率的广场协议，还是更广泛的关于资本市场和其他政策的广场协议，都是有必要的来避免金融市场的重大危机性的状况。

　　我并不是在做预测，我并不是说这种巨大的冲击可能会成为现实。我主要谈的是对欧元要进行一些温和的升值，而且这会对于我们的增长率产生影响，我们必须要有效的应对。我们在经济形式相对走强的时候，要能够把我们的预算适时做一个调整，从而避免将来有可能出现重大的危机性的局面。

　　Andre SAPIR：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也是听了很多的发言，亚洲和欧洲的代表对于失衡发表了很多言论，欧洲的代表也说了很多，谈到了欧洲的状况和结构性调整的必要性，如果情况糟糕的话我们调整将会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我们一天当中没有很多的听到的就是亚洲人对于对欧洲的看法以及对于欧元的看法。

　　下面请财政部张副司长做一个发言。

　　张文才：感谢主办方邀请我与会，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对话，我是看到了我的同事、老朋友，来自亚洲和欧洲。

　　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会开的很好呢？因为众所周知最近几年当中亚欧对话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是不断的深化，我们有一系列的论坛和机制，这些机制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就是亚洲会议财长会，今年是在奥地利开的，我们已经在奥地利财长会议上讨论了很多全球性和地区性的问题，以及和结构性调整相关的问题，以及如何有效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我们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跨区域金融和合作的深入。我想这样的对话是非常有益的，双方也是积极参与的，我也非常的高兴，我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进一步的加深双方之间彼此的了解，能够形成更多的共识，来看看怎么样共同的应对全球的失衡。

　　刚才我也仔细的听了各位的发言，卢锋从亚洲的角度来谈一谈欧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刚才听到我们欧洲同时的发言。Erik NIELSEN也是我来自欧美的好朋友，也做了评述，Barry·Eichengreen做了主旨发言。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讲的很好，在我谈欧洲的角色和作用之前，我想首先谈一谈在这样一个全球失衡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并没有很多人谈到全球失衡根本性的原因，当然韩国的Yung Chul Park教授也是谈到了多年以来存在的一些政策，美、亚、欧，包括中国做了一些工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谈了一段时期的工作，当然我也看到没有更多的谈到触及根本的原因。

　　李若谷行长在他最后的发言当中也谈到了，我希望大家不要盲人摸象，能够把大象看全，我知道他有话要说的，但是他可能时间不够，他想说的话可能跟我想说的话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如何来真正的理解这种全球失衡背后的根本的原因，这是因为全球化的深入，在全球化的深入过程中全球的失衡是和全球化有关的，就是全球的结构化问题在很多国家都得到了体现，发达经济、发展中经济体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问题，有些问题是短期性的，还有一些问题是中长期的原因。比如说Yung Chul Park先生和樊纲先生今天早上已经谈到了全球金融体系、国际金融体系。

　　大家看到70年代开始，随着布雷顿体系的崩溃，我们看到在我们国家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当中存在着种种问题，当然了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有些人谈到了这些方面的措施，但是没有讲的很细，比如说Yung Chul Park先生谈到了几年前我们对这个问题谈的很多，国际金融体系，现在好象又不谈了或者谈的不多了。

　　同时，除了国际获益体系之外我们也应该讨论一下全球的失衡，就是我们如何创建一个有利于修正失衡的国际环境。比如说如何来确保生产力要素的有序流动，比如说技术转让，比如说劳动力的跨境流动，同时货币贸易的自由化应该如何做到，通过现在的多哈会合，现在的多和会合谈的很艰难，我们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这和解决全球失衡也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仍然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话，这会给世界各国带来很大的压力。

　　在这儿我没有时间讲的更多了，我只是想告诉各位同事，在我们思考这些政策选择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应该谈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结构性改革或者汇率机制或者其他的内需、消费，不仅仅应该谈这些政策上的东西，我们应该去想一想其他的体制性的、根本性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只看短期问题的话、一些眼前的建议政策的话，与此同时如果没有能够充分注意到长期的、根本性的问题的话，我们将很年最终的去解决全球失衡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因为大家都同意这些问题是要用有序的方式来解决的，我们不希望这种失衡以一种紊乱的方式来解决，如果这样对我们地区、对于我们的全球经济、对于各国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一揽子的政策来既从短期的角度也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着的问题，所以我就先讲这么一点。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中我们应该更清晰的如何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失衡的问题。

　　对于欧洲应该发挥得作用我的同事今天早上Alan AHEARNE也谈到了，欧洲不是问题的一部分。Klaus REGLING先生也说了欧洲也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可能和美国相比欧洲发挥的作用不应该那么大。Caio KOCH—WESER刚才也讲到了。同时像Klaus REGLING说过的那样，欧洲应该加强经济增长的潜力，因为欧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如果欧洲经济有高的增长率的话，使整个经济不太依赖于一两个国家的话，这样就会使经济发展更加的平衡，我们有更多、更强大的世界经济的引擎，这对于创建更加有效的货物和全球的需求来说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欧洲国家能够在改进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余次修正经济失衡。

　　同时我认为欧洲能够促进生产力要素的有序的流动，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解决全球失衡的时候根本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促进生产力要求的流动，我们要通过贸易自由化减少或者消除保护主义的倾向。我们可以看到贸易保护主义带来了很多的壁垒和障碍，使得我们解决全球失衡的努力难上加难。所以从欧洲的角度来说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在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方面、在技术转让方面也应该都是有所作为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欧洲也可以进一步的依靠于国际金融架构的完成，因为肯定是可以和其他经济体进一步的完善国际金融体制的，而且欧元也是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所以欧洲肯定会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和亚洲和其他的伙伴进一步合作的话，我们可以共同的竭尽全力来改进全球货币和金融的体系和架构，所以欧洲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而且在这么做的同时欧洲在解决全球失衡的过程当中确实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想谈一谈资本失衡的问题，我们在谈话中经常谈到如何对待游资和热钱，因为我们有劳动力的流动、技术的流动，而资本的流动是更加的频繁的，有时候很多热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难处。所以国际社会应当共动的合作，来共同的应对这种短期的资本流动，特别是热钱的跨境流动带来的问题，这样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一个高度有效的监控体系，来帮助有关国家和地区实现金融稳定性，来创建一个有利于国内改革的良好环境，以及有利于国际增长的良好环境。

　　Andre SAPIR：我们再有十分钟让专家组讲将一轮，也可以让台上的听众发言。

　　听众：在我听到各种所谈到的假设情况的时候有一点我觉得是不太行得通的，你说到为了实现美元20%的贬值，同时又谈到了欧元20%的升值，实际情况比这个更加复杂的。我给你举两三个数字，看一看实际情况怎么和你假设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美元实际贬值20%的话，我完全是从机械的角度来说的，如果美元针对所有的货币都贬值20%的话，那欧元的升值应该是不高过5%，日元的升值幅度不会超过7%，对于人民币来说可能会更低，会在5%到7%之间，比日元低。也就是说美元如果针对落有的货币都贬值的话，没有人去盯住美元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布，我刚刚描述的一个百分比的分布。

　　我再来做一个假设的描述，如果美元贬值了20%，对于新进市场经济来说，比如拉美、亚洲这些经济体来说，我们在欧元和美元之间需要做什么样的双边调整呢？在这样的方案之下就可以看到欧元对美元，以及美元对人民币都会升值20%，这样就会导致欧元在实际的比率上也会升值，而日元将会贬值10%或者更多，这个方案究竟是怎么样的？你怎么看待这个方案？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这也应该是我们和亚洲朋友进行讨论的一个地方，我们应该来承担这样的负担。如果这个方案就是这么实施的话，比如说欧洲的调整是亚洲的一半，那么最戏剧化的一个调整就是如果大家都跟着美元动，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调整，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非常不切实际的调整。

　　听众：我有两个问题提给多少中国朋友，在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劳动生产率在迅速的提高，如果劳动生产率在进步，如果超过了其他的国家，那么当然这个国家的货币会贬值，我们看到在中国的情况之下是一个固定汇率，这都会转化成为国内的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是不是在提高。

　　另外，在我看来我们的低价格并没有实际的发挥它的效用。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经济当中会出现一些通货膨胀，迟早都会显现出来。

　　另外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家都认为为了恢复平衡中国必须减少国内总的储蓄，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一听到要增加国内的消费，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人口统计上的，要实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是有难度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让它的货币来升值，这样能够转化为一些消费和支出，这就是支出转化的方式。

　　为了能够辅助这个货币的升值我们还有可能增加更多的方式，比如教育、住房，这些都是一些对未来非常有利的一些方式。

　　听众：我的问题是提给卢锋和Naoyuki YOSHINO教授的，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提出生产网络和加工贸易的概念，我们实际上不是讲宏观经济的现象，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就是有经常帐户的赢余，我们需要了解背后行业的结构，还有贸易。

　　如果我们看一下中欧，有FDI、有加工贸易，还有经常帐户的赤字，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结构和微观经济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一个具体行业结构发生变化的例证。

　　听众：我接着来问卢锋和Naoyuki YOSHINO同样的问题，我认为加工贸易项目是非常有意思的微观经济的领域，但是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行业，而中国在这方面有它的优势，我们当然也听到了比较优势，进口要获得经常项目的赢余，如果要进行调整的话，调整就会涉及到今天早晨我说的图表，会涉及到货币的升值还有国内的支出，这样就能够进行更多的购买。如果有加工贸易要有更多的、更之前的货币，然后来进行支出。

　　如果换种方式来问，实际上是要存在一定的危险，在美国犯的错误，如果有国内的消费增长，我不知道美国如何来做这样的调整。如果他不把他的汇率贬值20%到30%的话，我不知道如何做调整，如果把这20作为一个数字的话在美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做。属于亚洲跟着美国做这样的调整的话，对于欧洲来说是非常不好的，在美国也会造成价格优所变成。

　　听众：我关第一个方案也有一些想法，欧洲承担了最大的负担，在我看来是不能够接受的，如果欧元区承担了主要的负担，那么货币都会随着美元降。对于欧元来说如果实现5%的贬值，如果看一下美国的出口，如果是美元贬值5%并不能够让美国的消费者来买更多的进口产品。我们实际上是想到了所有的消费层面，这实际上是比较低的，这个赤字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能够实现30%到40%的贬值，我们实际上不能够完全的理解现在的这个情况。我实际上是非常关注这些政策的制定者的反应的，而且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些政策会怎么来调整。如果欧元对美元的比达到了1.4，这个政策会如何的变动。

　　特别是Naoyuki YOSHINO教授的一张图提醒了我回到9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非常非常的迅速，有的时候政策的制定者他们给出的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不知道他们如何作出反应。

　　听众：我想问卢锋教授一个信息，其实我想从他这里获取一条信息，当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的话，当他们带进外汇的时候，在其他的国家，包括韩国，我们的期望值就是用这些外汇来进口外国商品或者是中间商品，还有外国的技术。这样外资实际上不是使你的外汇储备迅速的增长，但是在你们的情况之下你们是让外商投资者把这个外汇转换成为当地的货币或者其他的东西，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卢锋中国政府对于外国的投资者他们用外汇作为一个担保，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让外国投资者把这个外汇能够作为一个担保品，然后让它转换成为国内的货币。

　　Andre SAPIR：现在回到小组讨论人这里，有一些问题是直接提给某些具体的小组讨论人的，你们应该尽自己的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对这些问题作出答复，当然还有问题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来共同回答的，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出一些结论。从Naoyuki YOSHINO开始。

　　Naoyuki YOSHINO：有两点，一个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根据日本的经验我们一直在用财政和货币的政策做一些调整，某些情况需要另外的一些政策。第二，FDI了生产的网络可能是微观经济的一些要素，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日本的FDI主要是由于货币升值造成的，这实际上导致了整个日本生产网络的结构改革。我还提到了汇率了一个机制，我认为即使是一个微观经济的要素，但是总体来说会影响这个宏观经济，所以我想说的是，在协调的过程中进行结构的改革是很必要的。

　　Erik NIELSEN：我们实际上没有进行基本的调整，我不知道谁来买欧元，使他实现30%的升值。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很多欧洲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不是非常的灵活，他没有很大的增长率，不知道谁来买欧元，谁会在这种方案当中把欧元升值30%，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如果看一下最基本的地方，我同意中国人民币应该是更快的来升值，我本人并不是中国人，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会是多说，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根本的全球化的问题，而且是涉及到全球的比较优势的，当然我们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调整。如果你把美元大幅的贬值不会根本的改变财政政策，所以不会这么发生。汇率方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变化不会很大。

　　Wolfgang MUNCHAU：我实际上用这两个方案并不是说5%或者是百分之几就能够完成我们的工作，汇率的变化并不是做调整最主要的途径。我用这两个方案是说由于在美国投资回报的情况，我并不想来对这两个概率作出评判，我并不是说20%的贬值就相当于欧元的20%的升值，我并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一个很大的数。很有可能并不是这种情况，整个市场都会和美元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个市场最后是会介于5%到45%这个区间之内，我非常同意我们应该把这个负担共同承担，如果我们进行大的调整的话我们必须共担这个的负担。

　　卢锋：谢谢，的确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很感谢你们，我想把这些问题捆绑在一起进行回答。

　　首先，有人问我如何来评估这个加工贸易的作用，就是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间这个作用基本上来说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微观经济是具有宏观经济的一些基础的，还有一些基本的东西的。更多的是依赖于相对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必须要得到很大的解决，在欧盟，为什么还会有FDI、还有加工的贸易？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FDI成员他们作为成员加入的时候，他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他们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标准的融合之间，因为有的时候要有高通胀来促进或者来以此推动这个汇率的一些变化，我们会看到中国可能会面临更严峻的问题，但是同样的问题在欧美也会发生，在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相对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在生产贸易领域不是通过改革的过程产生的，而是最近的十年当中发生的。我实际上做了很多数据方面的调查，我写了很多中文的论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论文，但是很遗憾这些论文没有被翻译成英文。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的话，是不是需要真正的升值，是通过通货膨胀来升值，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做。那么在现在我们在中国，通胀可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能够促进真正的升值，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FDI是不是在国际资产负债的收支平衡当中是不是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必须买贸易类或者非贸易类的资产，必须也要对资本帐户的赢余也发挥作用。然后我们还会要考虑到经常帐户的赢余，FDI可以在国际手指平衡当中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张文才：谢谢！我其实没有什么补充的，因为我中国的同事已经很详细的从技术的角度来介绍了，但是我想恢复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负责的国家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的措施来作出我们的贡献，根据我们自己的发展阶段来作出我们的贡献，在继续几年当中我们一定会和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我希望我们能够共担责任，我们是不同的经济体，我们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有不同的作用可以发挥。

　　Andre SAPIR：我给大家最后的信息，我认为你给我们提供的这条信息非常的好，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都认为这些小组的讨论人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性的意见，现在给明天的讨论就打乐下了很好的基础，感谢所有的小组讨论人，感谢各位耐心的听我们的会议。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