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14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主办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研讨会在京召开，搜狐财经独家网络协办。以下是国际研讨会现场实录内容。（第五部分 研讨会总结）

研讨会实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五部分 研讨会总结

　　Myoung Ho SHIN：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昨天一整天我们回顾了一下有关全球不平衡的原因和结果，我们面临着全球不平衡。同时我们也看了一下，全球的不平衡在欧洲、在亚洲、在各个国家的视角，另外我们也讨论着面对着减少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各国所要采取的一些政策。

　　我们今天是要对昨天的会议做一个小结，以便于我们以后进一步的讨论。首先我就先请Jean PISANI—FERRY，是布鲁塞尔全球近来研究中心的主任，请他代表组委会这一方总结一下我们这两天的讨论，另外看一下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以便于我们进一步的来讨论这些问题。

　　下面就请Jean PISANI—FERRY主任来发言。

　　Jean PISANI—FERRY：首先我代表四个组委会方给大家谈一下这个小结，以便于我们进一步讨论，其实是很难总结的，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我也想数一数记录一下发言的情况，我发现有些人说是大龙、有人说是具有威胁性的东西，有余永定的发言，还有鸭子又不想被烤了，所以昨天讨论中我们听到了很多的信息。在这里我想把昨天丰富的内容总结一下，以便于奠定我们今天的结构。我们来总结一下我认为哪些是就这个问题我们所达成的一些共识，这样我们可以就这些进行讨论一下。

　　这里有五个主要的问题，涉及到全球收支平衡，比如亚洲、中国、欧洲，以及全球合作的这些东西，我会逐一的谈一下。

　　全球不平衡这个问题是我们开始讨论的一个出发点，当然很明显我们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总的来说这个讨论并没有太考虑美国可持续性这方面，现在我们提到了有关解决这个全国收支平衡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概念，比如说美国的资产可能是比较高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我认为在跟以前的讨论，可能以前是考虑到亚洲的顺差，特别是中方。人们也说了可能有的时候危机之后大家动作过大了，余永定也提到实际上中国的外汇储备太大的其实不是我们特别想要的。

　　我想总的来说也可能就这个问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也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观点。我们讨论什么东西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继续讨论，一个就是加权，也就是说我们等待的时机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等呢？这里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提到了，可能大家都愿意说我们再等一等，事实上这种调整已经是滞后了，使得中国经济、日本经济能够进一步的恢复或者加强。同时也使得韩国还有其他东亚的国家能够接受越来越多的汇率升值，也使得欧元能够有一些新的体验，使一些欧洲的央行能够不断的积累经验，所以这些东西推迟这个调整对我们确实有好处，但是越推迟可能问题越大，所以这里矛盾是很大的，等不等，还有准备一些调整的措施等等，这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

　　还有渐进式的问题，很明显有可能用渐进式的方法，比如有一个原因，我们可能进行有次序的调整，可能就是逐渐的调整，中国的转型，这里还会涉及到渐进主义也有不利的一面，特别是如果他们的调整是逐渐的会不会改变人们的行为，这样的话才能够作出一个真正的调整，我这儿考虑的是美国这方面。在美国这种汇率的调整不会是通过传统的反映，对于小规模的汇率变化来做，实际上是把资源的一种转移，把这种非贸易行业加入到贸易的行业中去。我们认为那些调整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来考虑的。

　　再有一系列的有关中国的议题，我想很明显我们很清楚的讨论了现在内部的成本问题，比如过多的储蓄、过多的FDI，还有资源的分配，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又听到了其他的人谈，比如说宏观方面的、结构性的、社会方面的，以及外部的，这是一系列的东西，我们需要一系列的措施来使得我们有下一轮的转型中的变化，那么中国的经济再进行相关的调整。

　　这个讨论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有两个问题，我们简单地谈了一点儿，但是我们可能还可以进一步的讨论。一个就是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大家都非常了解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劳动力弹性供应的问题，出口带动的增长也是他们的就业政策。同时还有一个国有企业的转型的问题，以及转型的步伐的问题，以及结果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再有，还要发展服务市场，所以这是劳动力市场的一方面。这些我们仅仅简单的谈了一下，当然这也是中国政策制定者很关心的一块，因为它对于调整会有影响。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财政采取措施的范围，在这里头财政方面我们涉及到了一些，问题就在于范围、规模有多大，要考虑到现在财政的情况，还有隐形的债务我们也需要考虑，特别是对于银行的重新注资，还有国有公司的问题。

　　第三类问题是涉及到亚洲，也就是区域方面的视角。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强调亚洲互相依赖方面的一些演讲，比如说生产方面Naoyuki YOSHINO教授谈到的问题，也谈到了顺差、赤字、结构，还有一些教授也谈到了方方面面，同时还谈到了汇率、劳动力等等。所以说互相依赖性是非常高的，而且如果你采取不有顺序的调整，会对亚洲有反面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有影响的，特别是我们在汇率方面要进行调整、要进行合作。因为昨天我们有发言人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们可以讨论的一些背景。

　　还有我建议，我们知道汇率需要调整，亚洲内部汇率就要调整。还有我们也知道汇率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汇率的灵活性是不同的，有些国家是正在要使他的汇率更具有灵活性。这种汇率灵活性的不同怎么处理？同时我们又想要汇率的稳定和汇率方面的合作，就是亚洲国家。所以我们还会再讨论一下，比如说亚洲统一的货币单位等等，这些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合作。同时Yung Chul PARK教授也提到了，由谁来做这些主要工作呢，谁是决定因素能够启动这个活动呢，很明显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欧洲到底是不是起一个作用，我我们也认识到在我们讨论中欧洲的情况跟亚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虽然说是不对称的，有人说这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或者一小部分而已。当然这里欧洲和亚洲之间有很多的互相联系性，首先欧洲也受到不良调整的影响，所以不管美国、亚洲调整有什么样的方法，肯定对欧洲是有影响的。再有一个更具体的就是亚洲对此作出反应的速度，也肯定对欧洲有影响，这一点就是提到的，David VINES他也说的很清楚，亚洲调整更慢影响也会更多，另外也会影响到欧洲，同时我们也浮动式的汇率，我们认识到这个不对称性实际上是三方的问题，美洲、亚洲和欧洲，也可能我们或会涉及到我们昨天提到的一些问题。

　　这里面一个问题就是说调整之后会不会有这种美元的危机，因为亚洲是跟着美元盯住的，会不会有汇率的升值，对欧元就会有变化，同时也影响到贸易，这样的情况下这种不对称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对欧元造成负面的影响呢？这都是昨天谈到的。而且欧洲需要有一些应急的计划，怎么样增加自己的这种能力，就是万一有什么情况发生，他们的经济应该有足够的弹性来抵御这一切，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有经济治理、管理，还有在不同情况下经济的表现情况，最后全球的合作。

　　有一个共同议程，我觉得大家都认为调整需要我们有更好的国际合作。这里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制方面的，也就是说对于合作来讲需要机制方面的一些设置，使得这些主要的各方都在一起，这里中国的作用应该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欧洲需要有更统一的声音。

　　再有一个问题，昨天也提到了有一些美国的声音，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一种微妙的声音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他们有可能对这个现状又过于自满，当然了也可能会讨论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来看一下宏观经济方面的调整，以便怎么来应对这些问题。

　　我们昨天可能讨论了一些话题，也可能会回来，我们是不是要有新的安排，是一个互补的呢还是替代的。

　　还有一个是我们昨天讨论的，汇率的变化还有广场协议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余永定先生也提到了一些。

　　最后一个问题，欧洲是不是应该更活跃，欧洲是不是应该在没有直接对于这个调整有兴趣的情况下，但是又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这是不是说欧洲应该更活跃做讨论，以便对于全球调整的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主要就是这些。

　　Myoung Ho SHIN：下面请韩国首尔的Yung Chul PARK教授做一个简单的发言。

　　Yung Chul PARK：在东亚和美国的失衡当中，有时候我们叫做转型失衡，有人认为这样的失衡会缩减，将来不会是太严重的问题。而且人们一般都是持这样的观点，但是当我们来考察一下来自日本、韩国和其他的一些东南亚经济体的宏观经济预测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态会这样发展，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在于我们多大程度上能够相信这种预测作出的推断，比如对于东亚地区的人均GDP。

　　东亚地区的人均GDP今后仍然将保持4%到5%的增幅，我们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的回应，现在俄罗斯和其他的石油输出国他们的外汇储备都在大幅的增加，这是过去一年半当中新出现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另外一个纬度。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要素放在一起看待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对于目前全球的失衡抱着一种非常放松的自满的态度了。

　　日本庆应大学的Naoyuki YOSHINO教授。

　　Naoyuki YOSHINO：我来谈一点，我觉得渐进式的调整比休克性的调整好得多，但是渐进式的调整将会进行一些改变，将会使经济的变化变得缓慢，所以在渐进和休克之间应该有一些平衡。

　　第二，货币和财政政策必须要进行协调。根据日本的经验来看，不能够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所以亚洲经济体也应该做好准备来应对升值带来的冲击。可能在日本的经验教训当中是过多的强调了货币政策、忽视了财政政策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

　　第三，亚欧之间的政策协调。

　　最后一点，进一步的对进口商品打开市场。比如对于日本来说，日本再进口方面做的调整太少了，这使得汇率变动过大，所以很多亚洲国家进一步的扫除对于进口所设置的贸易壁垒。

　　Myoung Ho SHIN：下面我想请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唐旭先生发言。

　　唐旭：谢谢主席先生！我也不是直接的对刚才三位教授的讲话做一个回应，而是想简单的谈一谈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及如何提高中国储蓄的利用效率。

　　大家知道在中国经济当中储蓄率是居高不下的，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用中文讲更好，因为有很多新闻记者他们希望能够直接听中文的，不好意思我得用中文。

　　作为会议的主办方之一，我首先想热烈的欢迎各位参会者的与会，能够进行这两天的讨论。同时，从各位这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点对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储蓄的利用方面做一下评论，从全球的视角上大家谈很多，从欧洲的、从亚洲。我觉得随着经济的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其实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是日益频繁，这也正是我们最近这几十年来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全球化的成果现在在逐渐的体现出来。

　　与此同时这种全球化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趋严重的经济失衡也在随着我们的全球化体现出来。大家讨论比较多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对外债务的日益增加，但同时也会成为全球储蓄最大的牺牲品。我记得两年前格林斯潘在伦敦的演讲，说由本土投资的减少降低，使美国更容易从全球的各个国家获得资金流入来弥补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对美国和欧洲拥有比较多的贸易赢余，另一方面对亚洲，特别是对日本，也对亚洲的其他国家又有比较多的贸易逆差。从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基本平衡的。

　　从其他经济体大家议论比较多的，比如说三大块或者四大块的模式来讨论贸易的失衡问题，比如说美国、欧洲或者欧洲加日本加上世界其他地区，来讨论之间的不平衡。这几大块之间确实也存在着贸易的顺差或者逆差，因此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资本充分的国家是越来越少。

　　这个现象从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因为IT的革命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因此对全球化以及跨国外包供应链的重组处于加速的阶段。过去外包的一些产业和一些产品都可能外包，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变得更加容易。很多第三产业都从发达国家移向了发展中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全球的比较优势，在重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时间差，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了比如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地方，而发达国家因为劳动力成本比较高，因此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提供新的出口优势可能要滞后一段时间。有时候是新的机会创造，有的时候是工业技术调整没有及时的跟上，造成了这个时间差。比如对有些出口产品的限制等等，贸易壁垒等等都体现出了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在过去几年里，FDI在跨国外包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也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而且供应链也不断的延长，附加值不断的增高，所以促成了中国出口的大量增加和赢余增加。这种出口增加也另外一方面替代中国的进口，所以进口有所限制。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的失衡当然有它的客观性，但是这个不断加剧的失衡其实也对中国经济的运行形成了一系列的挑战。现在我们看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刚才媒体也说公布了上半年的GDP是10.8，比一季度还高，我们觉得也是比较高的数字，贷款增长也比较快，但是同时保持了相当的一种水平。

　　同时，中国的金融业也在不断的改革。包括国有银行汇率金融市场的建设都在扩大，这为我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要增大内需的扩大，提高消费，从而使我们比较高的储蓄得到有效的利用。除了金融体系以外，我们觉得公共财政方面的作用应该更多的发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从而来解决中国在不断的城市化过程当中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得到一个比较平衡的国际发展的前景。

　　Myoung Ho SHIN：非常感谢！我们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但是仍然有一些时间让在座的各位畅所欲言。

　　听众：刚才Myoung Ho SHIN教授给我们提出了一长串讨论的问题单，我挑出一点点讲一讲，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有必要等一等，这个问题是不是越来越研究、规模是不是越来越大。他提出我们之所以要等有一些理由是很好的。你刚刚谈到日本的经济复苏，日本国内也能够吸纳掉不平衡的因素，因为日本的经济在不断的复苏，能够缩减日本的经常项目的赢余，也谈到了中国的金融改革、市场改革，以及中国在社会保障福利体系的改革和建设，这些都有利于降低过高的储蓄率。也谈到几种货币的升值，这样的货币升值也有利于缩小经常项目针对于美国的顺差，同时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在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我们不妨再等一等，不要过急的采取行动。

　　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会上升，因为美国央行在收回流通领域的流动性，这样美国的财政赤字也会有所控制，所以是有一些积极迹象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石油输出国他们最近积累了很多的赢余，要想让他们去吸纳这些赢余的话要花很长的时间，而且对他们来说最近两年像发了横财一样，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也是建议这些石油输出国、产油国把这些赢余投入到他们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当中。

　　从短期的因素来看是有一些能够去缩减这种失衡和这样赢余的因素，所以可能我们所担心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危机也不会在可见得将来不会马上出现。

　　听众：我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因为我在日本有财政部多年的经历，我也是参加过七国财长会议以及日美双边的谈判，我都有多年的直接参与。刚才我也听到了各位的观点，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大家过多的强调了跨太平洋的失衡，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大家知道最近石油输出国的赢余、以及拉美国家经常项目的赢余都有大幅度的上升或改善，这两个因素也有可能或者是也在进一步的加剧美国的赤字。我的论文已经散发了，我论文的标题叫做“全球失衡详细数据”，我的论文当中有那些详细的数据。

　　从1998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当中，美国的赤字是从2000亿美元，这是1998年的水平了，2000亿美元一度上升到2005年的8千亿美元，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美国的赤字是新增了6千亿美元，在这样的一个赤字当中中国的经常项目赢余或在同期中国的经常项目赢余是增加了1200亿美元，石油输出国的赢余和拉美国家的经常项目的赢余增幅是在4200亿美元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增幅当中有70%是来自于后者的、来自于像石油输出国和拉美国家的。很多这些国家他们采取的是这样的系统或者是他们有很多的储备，而且是用美元来计价的，我觉得我们要更多的来研究一下这种事实所带来的影响，我也不知道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看一下全球的不平衡，而且是在全球的范围内来看这个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第二个想说的，我的印象就是，可能是过分的对于这种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大家都是悲观的，我认为现在美国经常项目下的赤字不会是急剧出现的，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调整应该是逐渐的而不是一下子调整的。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的调整能够进行的话，影响也是逐渐的，同时美国的经济也是要通过金融货币方面的一些方法进行调整的，对于收支平衡的影响也是逐渐的。重要的是急剧的资本的外逃，特别是那些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而这些资产又是没有美元的国家所拥有的，这样的话再加上没有美元计价的资产将会受到一系列的影响。

　　考虑到这个情况美国的经济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货币，特别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他们应该有更高的回报，而且还要跟美元有些联系。而只有欧元、日元，还有英镑，这些货币，所以你考虑到这些情况，再考虑到这些国家经济的表现，有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跟美国来比。

　　Myoung Ho SHIN：再请别的人发言。

　　听众：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看一下有些国家和其他的国家他们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汇率的变化，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宏观、微观的角度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结构性的因素影响到问题了，因为已经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我们才走到今天的这一步，结构性的因素会不会有变化呢？

　　再看一个微观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而且有些微观性的东西也有些变化，因为有些国家他们认为结构性的政策如果不做调整的话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的消费，以及美国的财政，这些跟他的房地产业有关系。中国来讲也是就像在我们过去一天所讨论的那样是出口为导向的政策，使得带来了一些国内的问题，当然资本也积累了非常的多。这些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这些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发展。

　　欧洲实际上也在结构方面需要一些调整，有人说需要渐进式性的调整，这种渐进式的调整有结构性的变化，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怪，因为这个主要是结构性变化推动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渐进式的变化有没有必要的问题，而是说这个国家他们决定要使他们结构性的变化有一些变化，而一这些导致了汇率的变化，这个在过去15年中都是这样的。而且唯一Naoyuki YOSHINO所提出的，有些决定如果说美国的经济不可持续的话，就会有不用美元的这种情况。

　　昨天还有一位发言人也说，如果你对这个市场有自己的看法，你要看一下现在的情况，来看一下到底潜在的结构性的政策、变化是什么。我看到了一些迹象，就是结构性的变化、结构性的因素也会有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渐进式的方法也可能会使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改变现在这个情况。

　　听众：我非常同意刚才他所说的话，我再说一句。中国可能会面临这些风险，就是说在这个结构性的东西中我们有很强劲的经济，而且有周期性的在政策方面进行调整，由于害怕汇率的调整或者利率的高出，所以大家就想要把经济放缓，可能是通过信贷的紧缩放缓发展。所以一个长期的东西和短期的东西，可能在长期的东西来讲市场的一些机制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应该采取这样的快速的发展情况，而不是说通过紧缩信贷来限制发展。

　　听众：首先我们在这个论坛中少谈了一点，就是说美国的视角我们没谈，我们下次应该邀请美国的专家来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欧洲的角度来讲，他们不愿意做相关的工作，因为这些必须由美国加入进来。

　　我们要对这个问题找出现实的解决方案，我想下次我们需要看到美国也会参与到我们这个论坛来，同时再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方法，现在汇率的变化，考虑到现在美元的贬值，我觉得我们应该让美国人也参与到我们下一次的讨论中来。

　　Jean PISANI—FERRY：我来简单的对发言人做一个反应，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首先我要感谢你的这个建议，就是要三边化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另外我还想回到两个具体的东西来，一个是石油输出国，就是刚刚这位日本的先生说的，是的，这个赢余、这个顺差已经减少了亚洲国家的顺差，以及美国的。那么一旦这些国家又回到了平衡之后会怎么样呢？他们不会花很多的钱买美国的东西，所以说这种顺差可能会转到欧洲或者是亚洲，而且一小部分会回到美国，所以我并不认为你如果说的是临时的现象的话，我觉得你也要考虑最终的结果，这个也不会解决美国的赤字的问题。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渐进式的问题，以及汇率、结构性性变化的问题，我同意Jon CUNLIFFE他们的关键，但是我说两点，一个是结构性的变化他们不能替代汇率的变化，他们可能会互补，价格必须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在我们定价的时候我说的是汇率。我要看到这个变化，还有宏观政策带来的变化等等。

　　第二，有一些具体的渐进式的问题，我说的就是，如果在贸易行业生产者比较少，美国就是这样的，你可以看一下进出口的逆差，你还要看到进出口在GDP的比重，这个就不光要求增加你的生产，我们需要新的生产者进入到这个行业中来，而且我觉得这个现象也不是渐进式的调整所能够解决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国家他们对货币的升值和贬值都会有一些影响。

　　Myoung Ho SHIN：非常感谢！在我们结束之前我说一下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建设性的讨论，包括昨天和今天，而且我也知道我们能够就一些重要的问题达到一些共识，首先有些不同的观点，就是说全球的收支平衡平衡，这个是可持续的，还是不可持续。悲观是对的，还是乐观是对的呢？这个不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应该做好准备，迎接负面的全球收支平衡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才坐在这儿才讨论全球收支平衡的影响。

　　第二点，如果全球的不平衡能够使人们采取了这种没有次序的调整，那么他的结果将会是更严重的，对于亚洲来讲、对于新兴市场来讲会是更严重的，对于欧洲国家也是一样，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第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措施和方法来改变这个全球失衡的情况，我想各方都应该有责任，而且国际的社会也应该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来采取一些正确的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也讨论了渐进式会不会是正确的方向来改进这个情况，还是说它不行，我也听中方在去年的7月份对汇率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于其他的货币来讲人民币也是渐渐的在升值，至少汇率方面的担心，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采取渐进式的方法来做，那么这个可能会受到这种投机性的投资人的冲击，所以说要改进这个情况会有一个危险，反而有可能使形式恶化。所以我认为中国方面应该找到一种合适的机制，当然这样的机制也可以通过区域合作来实现。

　　我想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合作，也就是汇率政策的合作，特别是在亚洲各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中日韩合作，会带来很大的益处。我们有一些参会者已经指出了，在中日韩合作的框架当中我们这几个国家可以有效的进行协调来共同的推出一些高效的外汇调整的机制，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吸取欧洲国家在金融一体化当中的经验教训。因为这几个国家的贸易利益彼此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对我们这几个国家来说进行汇率协调会大有益处。

　　同时昨天中国政府的官员也谈到了，人民币升值的最大阻力，谈到这是因为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包括纺织业，我想中国有关方面也是可以去借鉴一下日韩过去的经验教训，当时日韩也是改革了他们的汇率形成制度。

　　还有人谈到了，包括Yung Chul Park教授谈到了区域间的合作，包括四国会议。最近我也提议召开一个协调员会议，邀请美日欧，甚至包括沙特的代表与会来召开一个协调会，各方都同意这样的一旦能够召开这样的协调会是一个长足的进展，也可以适时的讨论一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造。在这儿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开展讨论，来改善先。

　　第四，我们有一些参会者也谈到了，非常有必要来加强经济体制中的韧性、弹性和灵活性，这样一旦出现了无序的调整各国经济体都可以准备，这不仅对欧洲经济体是适用的，对其他经济体也是适用的。

　　最后一点，一旦出现无序调整的话，如果欧元出现大幅升值这样的情况，欧盟或者欧元区有一些成员国他们可能会放弃使用欧元，会退出欧元，会根据本国的民族利益去退出欧元，会出现这样的潜在情况。我认为对这样的一种威胁而言，一旦出现了重大的消极的后果，这将会危机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如果这样的无序调整在全球带来消极的后果的话，有一些国家可能会重归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会在有一些国家重新抬头。这样就会对全球的经济发展带来消极的后果，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做一个结论，一方面有可能乐观主义的观点最后被证明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去防范任何的有可能出现的潜在的消极后果，这样的消极后果是可能来源于对于全球失衡的调整或者对全球失衡的进一步深化。

　　做了这样一个发言以后我还是想再次的感谢我们各位的参会嘉宾，感谢会议的主办方，感谢中国的有关机构，来主办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也是举办的非常成功，我想这次会上是充满了非常有益的讨论，我要感谢中国的有关机构以及工作人员为这次会议的举办作出的辛勤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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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