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邀写一篇关于经济体是否天然就是自由的文章，大概是要我以十九世纪的市场和自由化思想来加以分析。而我将从趋同性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其主旨是：穷国是不是具有更快速的增长趋势，从而向富国趋近呢？

　　经济增长理论把这种趋同力分为两种，它们都推动了趋同效应。首先根据边际报酬递减，随着经济体积累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将会下降，而那些人均资本较少的穷国将得益于较高的回报率，从而获得更快的增长。另外，后进国家可通过模仿来改进技术。既然抄袭总比创新容易些，穷国的发展速度就会比较快（正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和1960年以来的亚洲四小龙）。

　　然而，1960年以来的跨国数据却没有显示出这种趋同性。用人均GDP来衡量，穷国并未显出比富国更快的增长趋势。这种结果可以解释为“条件趋同原理”。这个原理是说，对于人均GDP较低的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力量还有赖于其他决定性因素。传统理论着重强调了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教育和卫生系统的作用。高收入阶层通过较低的生育水平（这一点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正好相反）降低人口增长率，提升教育和卫生的质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储蓄率。这些作用抵消了趋同力量，换句话说，并没有让穷国相对于富国占到什么优势。

　　现今许多增长理论关注和法制、产权、腐败等密切相关的制度因素。既然制度对增长有着如此强烈的影响，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制度如何随着经济发展而演变？现代化理论（发展于卡尔·马克思，但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意味着经济发展会系统地改变制度。例如，亚里士多德（还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李普塞特）提出，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将会唤起民主政治（选举权）和公民权。这个“亚里士多德—李普塞特假说”看上去很美，但是它与增长的关联并不明晰。民主在一定范围内的扩张固然可以约束统治者中饱私囊，从而促进增长，然而终有一天，由于过分强调社会计划和收入再分配，泛滥的民主将会妨碍增长。

　　当今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包括繁荣削弱宗教参与和信仰这一命题（“宗教世俗化假说”）。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个更为显著的观点是发展往往可以改进司法体制和官僚机构，或许还能简化许可证条件等繁文缛节，并且以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增加财产权利——这是为赫南多·迪索托所强调的重中之重。

　　那些市场化的政策又如何呢？比如解除劳动力市场限制、节制社会保险计划、减少有害市场的规章、降低边际税率和产业私有化。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这些政策鼓励增长，但缺乏确凿的证据反向证明经济增长也能促进市场化政策更加普及。旁门左道的证据倒是有一些。

　　在英国，战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导致了可悲的经济后果，终于被玛格丽特·撒切尔1979年以后的市场化政策所取代。一个分水岭是政府在1984-1985年煤矿工人罢工事件中的胜利，从那以后，持久的改革得以开展到劳动力市场等各个角落。这个事件令我们回想起罗纳德·里根在80年代早期缩减联邦政府机构的成就。此外，他还战胜了1981年航空管理员工会大罢工，为此后培育流动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削减税率等改革奠定了基础。

　　尽管高失业和低增长旷日持久，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却从未在法国和德国发生。希拉克政府在和工人学生的对阵中鸣金收兵，终止了针对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合理改革。德国首相默克尔为了对付政治反对派和赢得临近的选举，撤销了经济自由化提案。如此一来，在这些个案中，困厄的经济也并没有促使政府政策向自由化倾斜。无论是希拉克还是默克尔，他们本可以用撒切尔和里根的方式把握住历史机遇，但可以没有。这种法德模式在拉丁美洲同样贻害甚广，拉美原本在20年前曾有过看似美妙市场自由化前景。但迫于在某些方面经济停滞导致的民怨，一些国家的市场化进程竟然挂了倒挡，退到民粹主义和国有化，比如玻利维亚。只有智利，或许算上墨西哥，坚定不移地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而巴西也正在有一些突破，令人充满期待。

　　相比之下，爱尔兰、斯堪的那维亚诸国、荷兰也正在用市场化的方式对付庞大的福利体系带来的经济问题；东欧解体后，在颓败的社会主义废墟之上选择拥抱市场经济；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之后，也从1979年起走向市场；印度，在承受数十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腐败之后，自1991年改革开始，也在朝市场踱去。但是，政治瘫痪正在阻碍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入，这一点在劳动力市场和私有化问题上尤其严重。

　　最后回到我的主题。世界历史表明，政府追求自由主义的政策并不具有其必然性。一个更中庸也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是否会为了应对经济困境而采取自由主义式的矫正措施。这种稳定处理将促成经济体之间的趋同。但世界是否照此运转，我们对此没有太大的把握。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央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本报韩悦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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