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室主任赵英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被突破。除了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就业等传统变量外，国家经济安全已经包含了国际收支、金融、外资与外债规模、外贸及其依存度以及双边、多边的国际经济条约等越来越多的因素和变量。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构建经济安全网，探讨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管理体制成了当务之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室主任、中国社科院“扩大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问题研究”课题第一负责人赵英。

　　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国家经济利益

　　中国经济时报：开放条件下，不断丰富的内涵和扩展的外延使国家安全成为更加敏感和更受关注的领域。

　　赵英：是的，除了内涵外延这些变化外，对外开放使影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增多，其传递渠道更加多元化。这表现在商品流动领域、利用外资领域、金融领域、国际经济协调方面等。另外，随着新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知识经济中信息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大大提高，这使各国经济联动性增强，信息流动的异常也必然会对一国经济产生更大危害。

　　中国经济时报：这是否意味着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把握国家利益的政策取向显得更加重要？您认为应该如何把握这种政策取向？

　　赵英：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在２１世纪改善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维护国家利益需要面对三个层次的基本需求：一是发展需求，即立足国内经济发展，全面提升我国综合国际竞争力；二是主权需求，即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相对独立的经济主权；三是责任需求，即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有效的国际协调手段，逐步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成为有影响力，并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国家。这三种需求不是并列的，发展需求是我国国家利益的最根本体现以及协调对外经济关系的出发点，主权需求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保障，而责任需求则是伴随着国力提高而不断强化的需求。

　　中国经济时报：政策取向是这三个层次需求的有机统一，那么从具体措施上如何做到改善对外经济关系与维护国家利益相统一？

　　赵英：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主权国家之间竞争与合作的结果。改善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二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立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三是逐步确立对外贸易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完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四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吸引大跨国公司在中国作长期发展；五是调整外援战略，带动我国产品出口和对外投资；六是有序、有条件地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七是以区域合作为突破口，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协调。这涉及到建立一整套全新的理念和思路重新阐述国家经济安全，并提出对策。

　　构建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管理体制

　　中国经济时报：改善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措施有以上七点，那么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管理体制建设方面是否存在需要正视的问题？

　　赵英：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管理体制建设已经由议论阶段进入起步阶段，取得了相当进展，但也正是因为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若干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首先，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管理体制的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表现为比较被动、应急式的由下而上的进程，缺乏完整的顶层设计。其次，由于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管理体制是由下而上，针对具体问题而逐步成立各个机构，因而各个领域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政策的制定自然缺乏协调，战略与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条块分割的问题。

　　在国家经济安全的两大政府部门——经济发展部门与国防部门之间仍然缺乏足够的融合，缺乏战略沟通。在政府经济管理系统内部，也缺乏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沟通与讨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时，自然难以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做出充分考虑。

　　另外，地方政府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视程度大大低于中央政府。政府行政部门与学术部门之间就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进行的战略与政策沟通，仍然缺乏程序化的正式管道。国家经济安全管理体制也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撑。

　　在某些领域仍然没有建立相关的国家经济安全管理机构，存在着空白。最后，政府部门对国家经济安全进行评估、预测、预警、应对等操作时，仍然缺乏统一规范的指标、概念。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完善国家经济安全管理体制的建议是什么？

　　赵英：我们亟须建立一整套全新的理念和思路重新阐述国家经济安全。在体制构建上，首先，对目前已经有的国家经济安全管理机构的运行机制、绩效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予以改进，总结经验用于其他国家经济安全机构的建设。尽快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管理体制的顶层机构，对设在政府有关部门内的国家经济安全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的战略指导与管理。

　　在顶层机构尚未建立前，先在某些重要领域、重要区域建立有关经济安全管理机构，以弥补经济安全管理的空白。可以通过加强各个政府部门内协调、磋商的方式，提高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管理的整体性；可以先建立从上到下的、精干、高效的危机管理体系，以应付有关危机。

　　另外，通过有关法律，把政府对经济安全的管理置于法律之下。逐步建立综合监测国家经济安全的机构，建立为中央政府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政策服务的专业研究机构。虽然在经济安全管理方面，不应当要求地方政府设立相应机构，但是在若干重要的区域，还是应当根据当地可能发生的经济安全问题的特点，在组织上有所考虑。

　　在国家经济安全信息搜集机构、战略研究机构、政府执行机构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与流程，使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研究与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与政策的实施，危机时的灵活反应，建立在明确的路线图之上。逐步建立各个国家安全机构共享的信息、运行、协调、决策、指挥平台，完善整个国家安全系统的基础设施。最后，根据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要在政府官员知识结构和人才配置方面做出改进。

　　构建国家经济安全网的战略性认识

　　中国经济时报：有专家指出，目前在我国经济安全研究领域存在着经济安全问题泛化、国家经济利益泛化两种倾向，对此您怎么看？

　　赵英：这两种倾向的发生，其原因有人们缺乏真正的公共利益观念，往往容易把一般的企业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有关利益集团认识到只有把问题上升到与国家利益有关的公共利益范畴，才能合法、合理地得到政府保护与支持；国家利益、经济利益的存在形态、获得方式与途径，维护国家利益、经济利益的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的辨别与维护，从理论和技术角度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有些问题在今天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

　　中国经济时报：从构建国家经济安全网的层面，目前应取得的战略性认识是什么？

　　赵英：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认为以下八点战略性认识非常重要。

　　一是从历史进程与开放战略看，中国将在既得利益集团中与发达国家合作，同时根据自己的实力，逐步增加影响力。中国崛起实际上是世界制造业格局重新调整与布局。由于中国工业化的空前规模，因而导致了世界资源的重新分配。中国面临的一系列经济安全问题，从根本上源于此种历史地位。

　　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各个利益集团的形成，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国家经济安全的判断与政策制定将日益复杂。我们应当提倡开放的民族主义，从开放的民族主义立场与视角出发，去判断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国家经济安全，去制定战略、政策。

　　三是我国政府做出的加入ＷＴＯ的抉择是正确的，尽管加入ＷＴＯ后我国经济面临着某些新的经济安全问题，但是总体上看没有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严重的问题。我国经济更加强大了，而经济强大是对外开放环境中，抵御经济风险的基础。我国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中，壮大自己。

　　四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应当进行重大调整，从过分追求进出口贸易顺差转向进出口贸易平衡；从过分依赖出口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转向同时依靠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尤其要注重扩大内需；从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转向有原则地承接产业转移和向外转移落后产业，更加有选择地吸引外资；从对外资企业给予超国民待遇转向内外资企业平等竞争，形成充分竞争格局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基础；从单纯的商品输出转向资本、服务与商品输出并行。

　　五是必须加速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的转变，从以模仿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以创新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矿产资源短缺的问题。

　　六是我国经济利益将日益区域化、全球化，为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我国的国家安全体制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

　　七是我国的国家经济利益日益通过区域、全球的某些“游戏规则”——包括制度、法律、规则等得到体现。因此，我国政府应当加强对这些“游戏规则”的研究与利用，积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与推进。

　　八是精心设计能源、资源方面的国际合作。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