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研究我国收入差距拉大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是很重要的，而且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和提出解决办法，也是很有必要的。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提出来。但仅仅把问题提出来并不解决问题，还需要作理性的思考。

　　关于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最近两年出现一种解释，说我国贫富差别的急剧扩大，主要是因为太强调效率，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缘故；因为市场化改革太强调效率，以致平等受损。我对这种解释是很怀疑的。根据这种解释开出的“处方”，则是调整对合法收入的分配政策，包括限制高额薪酬收入，如限制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薪酬使其不得超过本单位员工平均薪酬的五倍，对个人所得征收高额累进税，等等。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上世纪80年代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平均主义提出的。不过，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个提法背后的理论框架，即认为平等和效率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可以互相代换的负相关关系，是存在问题的。平等和效率互相代换的理论，一般认为是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平等与效率——一个巨大的权衡》这本书。所谓权衡(trade-off)，是指处理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代换关系，即负相关关系。从那本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奥肯讲的是在人们的机会是平等的情况之下效率和平等之间的某种负相关的关系。如果我们讲的不是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而是机会不平等对效率的关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可以刺激劳动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这对于有些天生的能力差的人是不公正的，需要有社会的救助。但是机会的不平等，我看只有负面的影响，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而机会不平等的消除却是跟效率提高正相关，而绝不是负相关的。所以，认为目前收入差别过大主要是由于过分强调了效率，多少混淆了不同的问题。

　　考虑到这两种不平等对效率具有完全不同的影响，我们就必须对另一个问题作出估量，即: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有多少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有多少是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结果不平等造成的？

　　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恐怕主要是因为机会不平等。其中首要因素就是腐败。腐败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占多大的分量？应该加以估量。

　　应当承认，估量腐败的规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腐败活动是在暗中进行的。因此，有些很好的研究比如有的学者根据公开资料算出，目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别造成的；而城乡差别又有多种复杂原因，包括物价标准不一样等等。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些现代经济学的手段来估量腐败因素在基尼系数里面的份额有多大。我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这本教科书里面引用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提供的一个数字。他说，1997年，不计非法收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2；计入非法收入后，它变成了0.49。0.07个百分点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很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另外一个就是垄断部门，垄断部门的收入非常高，这是机会不平等，不是一个机会平等下因为能力有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

　　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我们现在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腐败制止住，把社会资源的使用权从那些垄断部门解放出来。也就是说，要实现市场化。不实现市场化，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寻租的前提是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没有了这种行政干预和权力，垄断就没有了寻租的可能性。所以，寻租问题只有靠实现法治基础上的市场化才能解决。

　　在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条件下，结果不平等问题也应当认真对待。当务之急是社会保障系统要很快地建立起来，起码世界银行所说的社保第一支柱要很快建立起来。首先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最低收入保障。我认为这应该成为五年规划中的一个约束性指标。这是目前国家财力完全能够做得到的。另外一件事，是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这件事也是目前的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得到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我还是呼吁尽快把这两件事情办成。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据在长安讲坛百期学术演讲暨庆祝会上发表的谈话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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