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似乎又出

　　现了2003年6月“非典”疫情结束后的偏热增长势头：投资增速偏高、生产资料价格上扬、房地产投资过快、银行信贷和货币供应量超速增加。还有一个新的情况：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按目前发展趋势，到2012年中国外汇储备可达2.9万亿美元！

　　这是一幅十分可怕的经济图景。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巨额外汇储备用来购买外国政府债券，这实质上是在实体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和农村经济仍缺少足够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中国在发扬“有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援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储蓄外泄”行为。这种“储蓄外泄”和通过企业主动对外投资（如在石油天然气、矿产品等领域）有本质的不同，是一种国家吃亏的对外投资行为。

　　在中国，通常是结构、制度问题重于总量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不意味着政府主导的结构政策就一定比宏观政策重要。从全世界看，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构成的宏观经济政策，永远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就业水准、经济运行稳定及国际收支平衡的最重要调节手段。因此，就影响程度说，宏观政策要重于结构性政策。实际上，宏观经济政策通过经济参数调节，本身也具有相当的结构调整功能。例如货币政策，如果恰当地运用汇率和利率工具，就会产生明显的结构性效果，而税收政策也能通过税负、税种、税率等工具的运用，对微观经济行为施加重要影响。

　　现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两个难题：一方面，经济偏热倾向难以抑制，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结构性问题要加以解决。当今之计，最简明的操作思路就是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功能，让货币政策真正成为一根迎风挥舞的魔杖，逆对经济风向，经济热了它就紧点儿，经济趋冷它就松点儿。

　　央行要发挥权威性、独立性

　　熟悉货币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在美国货币政策调节历史上，曾出现过关于货币政策执行方式的争论。我在这里所说的逆对经济风向的调节方式，在货币理论界被称为“相机抉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一直鼓吹的“单一规则”，即主张货币当局盯住货币供给量，将每年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固化在4％的水准上。这种政策主张曾经被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于1979年10月宣布采用。但到了1982年，由于形势所迫，沃尔克又宣布放弃了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执行方式。

　　现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没有一家采用固定货币供给增长率的调节方式。近二十年来出现的所谓“泰勒规则”、“通货膨胀锚”，理论根据都是以物价、市场利率为优先考虑因素的相机抉择分析。在我看来，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执行方式之所以历久而不衰，不仅在于只有这种方式才能适应我们所处的变动不居、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而且还在于，货币当局只有在相机抉择的政策执行方式下，才能更充分地体现其权威性和独立性。目前的经济形势正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发挥自己权威性和独立性的时刻，可否考虑将利率、汇率、准备金率、再贷款、窗口指导等一系列手段加以综合运用，眼下先确定轻微紧缩的调节方向，在下半年将人民币一次升值若干，再学习美联储的做法，将利率每次25个基点地逐步调升，如果商业银行放款积极性不减，再用提升准备金率或央行定向票据等手段收缩其流动性。

　　在上述建议采取的政策工具中，汇率手段似乎最重要，只有对人民币币值做相当幅度调升，才能解决由顺差过大表现出来的国际收支失衡，并进而引发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行为。可以说，在目前情势下，汇率的总量和结构调整功能要明显大于其他的政策工具。

　　王松奇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