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经营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从战国时起，中国就开始对当时主要的经济资源——盐铁实施专营制度。西汉时期，《盐铁论》就对是否应该实行盐业专营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最终以财政官员主张专营而结束。

　　在中国，长达2000年的高度专制的政治模式几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以农为本的国策严重窒息了工商业的发展。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这一长期不变的政治传统才得以松动。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人士，都对经济强国道路进行了思考。但囿于时局和传统思路的影响，中国选择了工商业官办或督办的模式，仍然希望在资源垄断下发展工商业，实现实业救国。

　　清朝的灭亡打破了这一迷梦，而民国混乱不堪的局面下又形成官僚垄断资本，市场的自由程度极低。

　　新中国建立，在意识形态主导下，因此经济道路选择了苏联式高度集中的垄断模式，最终结出了制度性垄断的恶果，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步履蹒跚。

　　没有宪政框架下的市场化，制度性垄断只会变本加厉，伤人害己，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后劲，贻害百姓。

　　制度性垄断在中国的前世今生

　　访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法学教授李曙光

　　制度性垄断在中国社会的深厚的土壤，不能仅仅从经济现象，特别是当前的经济现象来分析中国当前的垄断问题，这里有很深厚的社会、历史、制度文化影响因素。制度性垄断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追述很远，与中国政治结构，政治传统和政治资源的高度垄断有关。

　　记者：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历史上形成的经济资源垄断似乎很难和政治结构分开，请谈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垄断高度一体的特征。

　　李曙光：中国在早期的政治结构，从秦始皇开始算起，书同文，道同轨，这种大一统的建构开始，各地方的政治资源必须由中央分配。

　　到汉代，董仲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一步从思想文化上强化了政治垄断和全国经济资源的垄断。从汉朝文景之治到盛唐时期，这种大一统模式发展到顶峰。唐政权编了一部法律——《唐律疏义》，这部法律的特点是治吏治民不治军，不能触及君主的权力地位，将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所有资源和政治结构统合到最高点。从《唐六典》到元朝改变行政区划，再到晚清的职官制度，经过历史的积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高度集中的大一统模式进一步强化。

　　在这种资源由中央高度垄断的社会形态下，以农为本、重农轻商成为中国的政治国策，中央政府不希望通过市场交易将自己的政治权力分解掉和弱化自己的资源分配能力。农业上，在皇帝专有前提下，直接或者通过地方封王的代理方式，将土地分解到社会。由于商业的形成基础是基于自由、平等的交易，这对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无疑形成强大挑战。但是，这种由中央集中分配资源的方式也对政府的行政能力构成巨大的负担和挑战，却又无力改变。传统的政治结构也决定了中央政府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去管理社会。中国式的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区别就在这里，这就是中国垄断的传统之根。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不是经济决定政治，而是政治决定经济，是政治结构在主导经济发展。

　　记者：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晚清到蒋介石政权的灭亡，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高度垄断现象发生了什么变化？蒋介石政权的灭亡与经济垄断有何关系？

　　李曙光：晚清在外力的压迫下，西方的“生光化电”可以将中国积累了几千年的文明在一夜间打败，从而对中国原有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产生极大影响。晚清上层的知识精英和官僚精英都在反思，最后在政治制度上找到根源。于是朝廷派出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等国考察宪政，改革官吏制度。但这立即在政治权利分配、资源分配等利益上触动了中国大一统政治结构的根子，引起最高层的强烈抵制，于是选择日本的立宪方式，预备立宪，强调君权不能动摇，最终激发辛亥革命的爆发。

　　清朝前期，政府对中国的有效统治是与满族被汉族的政治同化分不开的，清王朝在政治上采取了汉人传统的统治方式，但到了晚清，政府的统治能力与政治架构不再相配，特权阶层腐败依旧，政治统治能力被消解。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资源分配方式。尽管孙中山曾力图解决这些问题，在他还没有控制全国政治资源和对行为方式做出清晰规划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后来的蒋介石政权仍然没有摆脱集中模式的困扰。1873年，李鸿章创办招商局，以中央政府出钱为主，再吸纳部分地方上已经初步形成的官僚资本以及部分外资。

　　这种以官方为主投资的模式实际控制权在官僚个人，其实是最早的国有企业，官僚对企业有无限主导权和控制权，与现在国企的问题一个道理，给人的感觉既是国家的又不是国家的，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这种模式一直伴随着中国对来自西方压力的回应过程，催生了开明专制，经济上可以给予一定的自由度，但皇权至上不能动摇。但经济上的自由度在“官本位”条件下又只会分配给有官方背景的人。晚清时期，地方势力已经崛起，希望能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希望能重新分配政治资源，于是出现张蹇这样的民族资本家，市场经济开始萌芽。但模式依旧，从中央到总督、巡抚，各地仍以招商局为主攫取资源。在缺乏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治理架构和地方势力有足够能力与中央抗衡的前提下，北洋政府时期开始产生官僚资本。蒋政权希望迅速集中权力，但与明清背景不同，已无法恢复到高度统一模式，只能形成于与之关系密切的几大家族中，大的官僚资本下还有小的官僚资本。这实际上都是政治资源的形成和分解过程中的经济重新调整的反映，二者具有高度一体性。

　　蒋介石政权时期的制度性垄断实际上也是政治权力的副产品，造成了社会治理和执政能力的低下，再遭遇到抗日战争和世界阵营的变化，其政权覆灭就不足为怪了。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历史沿革上，制度性垄断的特点与解放前有什么差别，改革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经济形态有什么改变？

　　李曙光：解放后，从公私合营到全部公有化，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权力分配方式和北洋政府时期形成的官僚资本链条全部打断，形成虚拟上的国家所有制。管理权力集中到中央，但中央管理经济的方式是通过政治资源的控制方式进行的，其下设立了很多行政部门管理经济，甚至一个产品一个部门，到90年代发展到极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上议行合一，经济上高度公有，在这个背景下启动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分权的问题，从经济权力开始。在政治结构变化很小，经济权利无限分配的状况下，出现了“官倒”。从官倒开始，形成一个个小型垄断。1988年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主导思想是政企分开，让企业有充分自主权，但这样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分权很难落到实处。后来又搞了一个转制条例，列出14项应该分到企业的权利，发现不行以后，1994年又开始国有企业兼并破产试点和股份制改革，私有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对原来的政治结构行政性经济垄断提出挑战。

　　记者：中国是一个传统深厚的国家，有人认为，中国自己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应当在垄断问题的解决上更多地向法国、新加坡和日本借鉴经验，而不是英国、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国家学习。但市场经济运作最好的国家还是美国，对此，您有何评价？

　　李曙光：从反垄断层面，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制度层面上讲就不妥了。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新加坡模式绝对不能学习。那是一个城市国家，中国的市场要素有800万，新加坡和中国不能同日而语。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充其量只能作为国有企业运营的参考，如果提到社会经济层面，就不太合适了。新加坡有市场经济的壳，但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的行政干预度很强。从历史脉络来看，中国走向了一个历史“反动”，将朝相对自由、宽松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自晚清以来，中国行政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在自由化市场经济进程中不断被消解，而新加坡仍然是一个高度一统的国家。中国应该走类市场经济国家，学习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

　　在欧洲国家，传统的法国并没有解决好自由竞争和垄断的关系，厂商合谋、合并、企业对市场的支配作用很强，法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对垄断给予支持。这样，其自由竞争的市场形态远不如英美等海洋型国家完善。以资本市场为例，法国巴黎交易所规模极小，门挺冷落，远不及伦敦和纽约交易所。法国现在处于全球化和抵制全球化的矛盾之中。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时市场健康地发展起来，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让资本往中国流动，如果不向英美学习，反而去模仿法国、新加坡的路子，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日本模式也是一个危局模式，银企结合程度高，现在也在学美国。小泉上台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自由竞争的改革，比如腐败盛行、效率低下的邮政系统私有化，尽管遇到了盘根错节的社会阻力，但毕竟开了个头，今后还是要朝这个方向发展。

　　在资源高度垄断条件下，经济也可以发展到一个高度，但很难持续，极易发生金融危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风险也在积聚，其速度甚至可能超过经济增长，处理不当就会爆发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

　　作者：罗岳（本刊记者）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