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行行长肖钢为代表的中行高管层将有望获得至少1.278亿港元的现金奖励。倘若中行业绩出众，中行高管将有望获得至少1.278亿港元的现金奖励，诸如此类的前所未有的激励计划正在商业银行中推行

　　谁最关心中行股价的起起落落？也许不是中小投资者、也许不是机构投资者，甚至不是中行的国有和外资大股东，而可能是中国银行的高管们。

　　根据公开披露，新上市的中国银行在上市第一年，其高管团队即有可能获得至少超过1.278亿港元的现金收入，而他们能否获得这块薪酬之外的额外奖励，将完全取决于未来中国银行的业绩表现：未来，中行股价若能在招股价上每上升1元，中国银行的高管们就有望兑现这一奖励。

　　另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中国银行的高管薪酬较此前有了很大变化。中国银行的招股说明书披露，中行高管中将有1人能获得高达500万港元的年薪。

　　实际上，中行并非喝头啖汤者。去年启动的交通银行高管激励计划，已经使该行十多位高管获得超过1500万港元的账面收入。除此之外，建行董事长郭树清也在日前透露，建行同样设有股票增值权计划，目的是激励及奖励该行管理层及其他主要员工。但是该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尚未披露。

　　薪酬方面的改革力度也不小。根据公开信息，建设银行去年支付给行长常振明的薪酬为110.5万元人民币，董事长郭树清则为85.4万元；而在股份制银行中，业绩出众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去年年薪为267.83万元，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的年薪为191.61万元。

　　建行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后，五大银行中，仅存尚未上市的工行和农行没有披露相应的激励计划。

　　当公众的目光锁定在国有银行在海内外的成功上市上时，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到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已经在向深水区悄然推进，改革已经触及到过去数十年来的敏感领域：银行家们的股权激励和薪酬制度改革。

　　尽管坚冰已被突破，但是改革并不彻底，在市场化的激励手段上位时，行政激励并未退场。

　　建行上市之后，北京的金融圈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小故事。去年9月，建行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庆祝上市宴会上，灯火通明，高朋满座。央行、银监会、财政部、汇金公司主要官员和代表悉数出席。建行董事长郭树清依次去各桌敬酒致意，当转到第二桌时，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开玩笑说：你看，我是大股东代表，怎么才安排在第二桌？郭树清回应说：要坐第一桌也行，你先考虑给我们加工资吧。谢平答：加工资不难，但你们要先辞去一切行政职务。

　　为什么需要股权激励

　　外界的感觉可能并不强烈，可我们感觉到了这种迫切性。华信惠悦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伍刚对记者说。

　　华信惠悦是一家来到中国不久的美资咨询公司，国内银行谋求上市的努力以及推进股权激励的内在冲动为这家金融中介公司提供了巨大商机。在过去两年多时间内，他们已经成功地将公司的服务特色为上市机构制定高层主管的奖酬，推销给了中国的商业银行。

　　华信惠悦主刀设计并负责推行了交行高管激励计划，此后他们又拿到了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等众多国内商业银行的大单。这个客户名单还在难以置信地扩展。

　　赴海外上市的银行这种需求特别迫切，伍刚说，因为，股权激励机制是海外投资者考量公司的重要标尺。

　　长期以来，在海外投资者的印象中，中国国有银行管理层账面工资收入非常少。海外投资者认为，低收入不能保障高管把精力百分之百放在银行事务上，另外，还可能使高管有动机去追求灰色和黑色收入。这并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这种现状，很早以前就引起了国务院高层的重视，并着力在这几年解决这一状况。

　　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这个实施意见中的第五条，明确提出了符合条件的国企管理层可以通过增资扩股持有本企业股权。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明确大中型国有企业管理层可以持股。这表明国有企业高管激励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可是具体到银行业来说，要实施高管激励面对的情况却更为复杂。本新闻共2页,当前在第1页 1

　　对一些银行股东来说，他们很难接受银行高管股权激励计划，伍刚说，一些国有股东代表自己的月收入只有四五千元，在他们看来，银行高管的收入已经相当高了，搞股权激励就是变相的长工资，所以他们坚决地反对银行搞高管股权激励和全员持股。

　　管理层确实也担心这会成为内部人变相增加福利的一种手段，担心激励和约束机制不能充分匹配。上海隆瑞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尹中余说。尹中余长期从事股权激励、兼并收购方面的业务，近来银行股权激励也成为其关注的重点。

　　现实的难题还包括，搞长期激励在中国没有完全合法，国资委和证监会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指导意见究竟如何操作。对于一些没有上市的银行，还涉及到一个期权合理定价的问题。如果是去海外上市的银行，还要面对大陆自然人不能持有H股的规定。

　　变通之选：股票增值权计划和薪酬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增值权作为国内的一种变通方案应运而生，并在海外上市的银行中大为流行。

　　所谓股票增值权计划其核心内容是上市公司从净利润中拿出现金奖励管理层，并模拟股票期权，在股价高于行使价时支付奖励给持有人。股票增值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没有所有权、表决权，只是参照股价核算高管人员奖金的一种计算方法。由于能避开政策障碍、无需报财政部证监会等机构审批、操作方便快捷，这种激励方式已呈迅速蔓延趋势。

　　最早的例子是平安保险。2004年2月在香港上市的平安保险，搞了个虚拟期权计划并获得董事会批准。授出总量不超过已发行H股的10％。被授者将按市场价与行使价的差额得到现金补偿。2004年当年授出4192万份，按约定4年后可以行使。

　　之后，是2005年6月在香港上市的交通银行。交行最初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份相当于新股的15％(8.8亿股)，约占股本的2％。但是，2005年11月公布的最终方案却大大缩水，只授出750万股，相当于新发行股份总数0.11％，不到总股本的万分之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都采取了类似的安排。

　　采用股票增值权计划，有利于将经营者与公司的利益长期捆绑，对经营者的激励效果比较好，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因此这种安排较为各方接受。

　　当然，对于银行高管来说，这也是个压力不小的方案，因为，在股票增值权计划中，已经确定了一个高管行权区间，未来公司股价若与公司业绩背道而驰，高管获得的奖励有限甚至要承担亏损的风险。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中行、建行的股票增值权计划惠及多少位高管，以及高管之间的分配比例。但这些方案一经报道，在各银行内部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此外，就是在各行推行的薪酬改革。在中行有谁可以拿到前文的500万？中行总行的员工告诉记者，我们内部也议论纷纷，但感觉不是行长，行长的收入是部里定的，最有可能的是海外招聘的重要岗位负责人，比如首席风控官。

　　刚刚离任的建设银行前行长常振明在解释建行的股权激励计划时提到：未来可能出现有些专业的员工收入比我高的情况，这没有什么新鲜的。我在香港时(1997－1998年，曾在中信嘉华银行任行长)，行内比我收入高的有三四十人。本新闻共2页,当前在第2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