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用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来形容支出与收益反差之大。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老虎或者黑熊，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有些微差距，正可以说明博弈之艰难与约束条件之强硬。

　　近日关于外资并购的大讨论，就收获了这么一只黑熊。最近，商务部、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等六部委联合颁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可以视为对最近日渐高涨的外资并购风险的一个积极回应，也是最近六部委在徐工召开闭门会议听取各方意见后达成的方案。当然，其酝酿期长达年余。

　　正如激烈的争论所显示的，各方意见极不统一。因此，我们对此新规也不应抱太大的希望，这份文件一定会是平衡各方利益之后的妥协样板，而不会成为民族主义者或者国资卖光论者的宣告书，现在就下一个开放或者保守的定义为时过早。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份针对2003年《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的修正案，以超过原规定一倍的篇幅，对外资并购的具体程序作了详细规定，“一方面对外资企业境内并购的范围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约束，强化了审批环节和反垄断审查；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外资并购的操作环节，特别是对SPV（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跨境换股等技术细节，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定”，使得大部分的并购案有规可依。

　　新规亮点不少，如第一次提出要作尽职调查，外国投资者以股权并购境内公司，境内公司或其股东应当聘请在中国注册登记的中介机构担任顾问；境内公司在国外的融资被要求限期调回国内。国内企业以惯用的“假洋鬼子”方式向境外抽逃资金，或者以国外壳公司“空手套白狼”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

　　新规的最大特点是全面强化审批、将地方审批权上收，将外资试图并购的驰名品牌或老字号、职工人数超过两千，以及任何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外资并购行为一并囊括进审批之箱。

　　外资并购将重回全面行政管制时代，这一新规与紧锣密鼓进行中的行政性宏观调控政策相呼应，是否意味着中国市场化、对外开放的大门将逐渐关闭？

　　未必如此。不要说中国的经济目前无法承受外资退潮的压力，而内生的民营企业又未获得公平的发展环境，难以与外资、国资一较高下，即便以此次新规来看，其对外资的表现也颇为耐人寻味。

　　与严格审批相对应的是，除了“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的，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对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应按照以下比例确定投资总额的上限”等数条有十分具体的标准外，大部分条款的用语是“应报某某部门审批”，或者“应予说明”，甚至对有垄断嫌疑的并购，也只作出了由部委审核批复的规定，显然缺乏一般行政法规所应该具有的明确性。

　　这还不够。新规在用“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不得造成过度集中、排除或限制竞争”等极其模糊的提法将很多交易挡在门外的同时，以“当事人未予申报，但其行为结果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商务部可会同相关部门撤消其并购行为或要求当事人修改并购方案”这样“事后撤销”的背书方式，为前期可能存在的审批漏洞涂抹上厚厚的防渗硅胶。

　　这样的法规注定四面漏风，注定争议四起，同时会形成并购市场中极大的政策风险。这样的法规与多部门管辖态势，让我们经由草蛇灰线看到新规出生之艰难，与博弈的极大空间。刚好说明，用行政手段封死资本项目顺差只是政府现阶段的权宜之计。

　　笔者曾经发表文章，认为国企改制之路不多，或者进行产权改革或者由外资并购，两者必居其一。目前的种种并购融资手段，不过是产权改革在压力之下的奇异变种，如果不正视这一问题，那么，出台一百项新规，也不过是在表面上加重审批权限应付急就章，对于具体的市场游戏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毕竟，政府难以无限制地承担国企改制的巨大负担。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