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贸平衡与中美间贸易的不平衡

　　中国出口增长确实很快，但在过去27年中，中国的净出口（贸易差额）在多数时间里面是平衡的，贸易顺差在多数时间里即使有也是小额的。2005年有点特殊，因为中国的宏观调控使国内需求下降，使进口增幅大幅度下降，加上2004年世界范围内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导致中国一些部门发生过度进口，使2005年的进口增长特别慢，因此出现了千亿顺差(后面还要分析这一大顺差发生的其他可能的原因)。但是多数时间里，进出口差额在中国GDP的比重是相当小的，而且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和进出口的关系是反向的。中国经济过热的时候，净出口下降，甚至出现逆差，1992、1993年时，经济高增长，中国的贸易进出口是负的，到了2003、2004年，同样，顺差是下降的，2004年头9个月是逆差。相反当经济增长低到7%、8%的时候，顺差是最大的，上一次记录最高的是1998年的430亿美元顺差，当时中国通货紧缩，是经济增长最低的年头。这些都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国内需求、而不是国外需求的波动所决定的。中国经济的周期是由国内因素造成的，不是国际因素造成的。

　　这里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不仅大量出口，中国同时也在大量进口。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亚洲生产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对美国有大量顺差，但对所有亚洲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都是逆差。中国和美国的顺差，不是由于对美国出口太多，而是由于从美国进口太少(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对许多高科技产品禁运)。中国的出口中，生产资料、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一大批东西是在国外制造的，只是在中国加工，有的甚至是最后一道加工，然后贴上一枚“中国制造”的标签。大量的“中国制造”，其实是“亚洲制造”。结果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平衡的，只是对美国的贸易是逆差。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美国的逆差问题，至少要与整个亚洲的贸易“总顺差”相联系加以分析，而不能仅与中国的顺差相联系。

　　中国可能长期发生贸易顺差或“双顺差”的特殊原因

　　 从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即使在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的时候，我们也存在贸易顺差(不一定是经常项顺差)，同时存在资本项下的顺差，也就是“双顺差”的情况。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双顺差，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对于中国来说，却可能在今后仍然持续下去。这里的原因值得分析。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是第一个发展中国家，从起飞之初就大量引入外资，而外资在国内建厂的目的在初期主要是出口，而不是在本国销售。这种外资（企业）在增长和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情况，不曾在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在发展初期发生过。这一解释的现象依据包括：

　　——我们的出口和进口当中5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

　　——我们的加工类贸易是大顺差(去年为1200亿)，而主要由本国企业进行的一般性货物贸易是逆差(去年为200亿)；

　　大量外资的进入，带进了大量的技术、管理、市场渠道以及可以称为“配置资源能力”的各种生产要素，与中国的成本较低的劳动力相结合，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中国的竞争力，从而又使得中国较早地(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初期阶段)实现了一些国家要到发展较高阶段才拥有的贸易竞争力。由于借助的是外资的力量，所以中国人挣的钱不一定多，但中国国内生产能力却的确提高得很快。

　　解释这种长期“双顺差”现象的其他一些“辅助”因素包括：1，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在相当长的时间较低，另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些都构成外资的长期吸引力，得以使出口能力持续提高。2，由于国际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口高科技产品的供给受到限制，制约了进口的增长。3，由于国内体制方面存在缺陷，担心资本外逃，所以长期实行资本控制，这是长期存在资本账户顺差的原因。

　　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是如何形成的？

　　在分析经常账户顺差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搞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出口多本身不一定是问题。有人(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批评中国出口太多，导致贸易顺差太多。但是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出口多不一定顺差就大，如果进口更多的话，还可以是贸易逆差。比如2004年，由于国内经济过热，需求过大，前9个月中国的贸易是逆差，宏观调控以后才又转为顺差。

　　第二，储蓄高不必然顺差就大。很多人批评中国储蓄太多、消费太少导致国际经济失衡。但是只有在储蓄高、但投资少的情况下才会产生顺差，因为根据国民经济账户的定义，在GDP的构成中：储蓄-投资=经常账户差额。即使消费不多，但如果投资很多，国内需求一样会用掉国内储蓄（投资也是国内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会给国际市场提供“国民净储蓄”即经常账户顺差。中国的储蓄高，但投资一样高，结果还影响到了国际上一些投资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引起价格的上涨。中国目前在城市化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总需求的一部分，用掉了中国的大量储蓄，也是世界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三，外汇储备的增长，不一定都是国民储蓄多、外贸顺差大的结果，而可以是资本流入的结果。以2004年为例，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590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690亿美元，但是外汇储备净增长2000多亿美元，可见其中的一大部分，显然是由资本金融账户的顺差造成的。而资本流入是别人的储蓄，或者是别人过去积累起来的储蓄，而不是我们的当年储蓄。

　　 但是毕竟这几年我们一方面国内需求旺盛，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但是另一方面通货膨胀较低，经常账户顺差持续增大，占GDP的比重也不断提高，2005年占到GDP的6.4%。经常账户顺差对外汇储备的贡献也越来越大(见图1)。这种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相互矛盾的现象，确实值得密切关注。

　　 在进一步分析中国的消费与储蓄-投资的关系及其对贸易差额的影响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资本流动这个因素。有两个事实值得注意。

　　 第一，2005年，在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当中，经常账户顺差与资本账户顺差所起的作用有了突然的“颠覆性”的变化：原来我们基本上是资本账户顺差起主要作用，占70%，经常账户只占30%。而2005年二者的地位突然颠倒了过来，经常账户占了70%，资本账户占30%。一年之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是很不正常的。

　　 第二，在2006年上半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又有了较大的提高，达到30%，GDP的增速也提高到近11%。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进口需求会有所增长，贸易顺差会有所下降。但是，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贸易顺差反倒进一步增加（原因恰恰是进口增长速度下降），按年率算比去年又增加20%，与GDP的比重也进一步加大(到7%)。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来看都是说不通的。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掩藏在经常账户中的资本流动”。由于我们过去一直只控制资本流出，而不控制资本流入，结果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重新高增长之后，以及市场上开始形成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之后，资本流入大幅度增长，导致外汇储备每年以2000亿美元的规模扩大。这让人民银行在2005年开始采取一系列控制资本流入的措施。正是这些管制措施，导致一部分资金转向贸易渠道，用高报出口价、低报进口价，或者资金进入先行、出口货物延迟交付等方法，隐蔽地实现资本流入。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王志浩最近在美国《商业周刊》上发表文章，估计在2005年中国1000亿的货物贸易顺差中，有2/3即600多亿属于这种隐蔽的资本流入。这一估计也许太高，但是即使只有一半(这比较符合中国的这两个账户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可观的。

　　 大量的外资流入，导致资金过剩，货币供给过大，使经济很容易发生过热。我们这几年虽然经济过热，但通货膨胀率一直较低，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也是提高的，这种现象则只能用体制改革、技术进步导致生产效率提高来解释了。另外，货币当局有效地进行“对冲”，回笼货币，也是解释因素之一。这里的问题则在于如果事态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是否还能靠效率的提高和货币的“对冲”来缓解矛盾。

　　中国人可不可以少些储蓄、多些消费？

　　即使可能存在经常账户顺差被高估的可能，即使我们目前的经常账户顺差不是占GDP的7%，而是5%，也是够高的。而中国GDP中投资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45%，加上这5%，国民储蓄率就高达50%了，因此问题似乎总是与我们储蓄率过高、消费过低相关的，许多人，包括国内经济学者，也都在提出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的对策。

　　但在我看来，这些对策许多似乎在短期内都是很难奏效的，有些对策所依据的经济分析，也不那么可靠。

　　首先，中国的消费增长并不慢。中国的消费历来稳定增长，它不会出现像投资那样的50％的剧增，从来没有发生像韩国那样的信用卡泡沫导致的高增长，也没有发生像投资那样在1999年的5%的低增长。消费的实际增长一直稳定在8%－10%左右，现在则是12%以上。即使是GDP中的消费（即消费品增加的部分），仍然是9％左右，与GDP的增长基本持平。过去几年GDP中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不是因为消费的增长下降了，而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使投资在GDP当中的比例扩大，把消费的比重挤小了。这两个原因的政策含义完全不一样，因为要恢复比例，是抑制投资的增长，还是进一步刺激消费增长？在投资增长过热的时候再去刺激消费，那会使经济更过热!正确的措施只能是抑制投资的增长以恢复GDP当中比例的平衡。

　　其次，怎么才能使消费更快地增长？现在国际、国内有一个流行说法，中国人消费品买的太少，不像美国人消费得那么多，似乎只要中国人多消费一点，政府采取政策鼓励人们多消费，就可以解决世界不平衡的问题了。可是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美国达到人均接近40000美元，消费水平怎么可比？中国人消费水平低是因为中国人没钱。在国内，人们现在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太低，因此中国的消费水平太低。可是农民消费水平低不是因为农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因为农民没钱，是收入水平低而不是消费水平低。中国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储蓄率最低的群体——消费倾向是指收入当中拿出多少钱来消费，中国农民把所有的收入都拿来消费了，孩子上学、医疗还没有着落。因此中国消费的增长绝不可能靠刺激农民的消费!而农民收入的提高，则是就业增长的问题，是整体经济的增长，包括投资的增长，城市化的深入，而显然不能靠政府补贴来实质性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消费。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40%左右的储蓄率确实有其原因的。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的有社保体制不健全，资本市场效率低，是导致人们储蓄率过高的原因。这都是对的。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可不是短期的，在任何国家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发展与改革，所以不可能指望在近期内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提高消费。

　　我想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收入差距比较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这个因素。目前的情况是，在所有就业人员中，80%是低收入阶层，要么是打工仔、蓝领工人，收入平均只有一万元左右一年，要么是还在农村的农民，只有3000元一年。他们的消费倾向很高，储蓄率很低，但是在整个经济的当中，他们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每年新增GDP只有40%左右归这80%的低收入阶层所有，而且不是由于工资率提高（由于劳动市场竞争激烈，工资率提高有限），而主要是通过每年1000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这1000多万人的收入提高来实现的。而剩下的60%的GDP的增长都被20%的高收入群体所获得，而这个群体消费倾向很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储蓄倾向较高，而收入较低的人，储蓄倾向较低。中国多数的收入增长都集中到了只占20％高收入群体的手中，平均下来，整体消费倾向至少是很难提高的。也就是说，现在恐怕还不可能一下子进入国民消费倾向大幅度提高的阶段，而是要在今后几十年当中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才能解决，不可能像现在有些人所鼓吹的那样靠政府的补贴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基本的道理是，我们不可能用从20%的人那里征来的税收去补贴80%的人(请注意在我国这80%的人都还不够纳税人资格)来提高消费，这种补贴办法是不现实的、不可持续的。更何况补贴消费的政策历来都是不起作用的。

　　投资需求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会是中国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投资太多了经济过热，全世界都会过热，不是好事。但是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我们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也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同时，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的投资，当中有许多东西是与消费密切相关的。现在的投资中，超过20%是住房投资，这个部分还在增长——从1998年引入住房贷款后，这一项一直是直线上升，而这部分投资从本质上说是消费，长期耐用品消费。再者，接近30%的投资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大量的城市基础投资），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大部分属于“公共消费品”。就是说，中国目前阶段的投资当中大量的投资是公共消费品投资，全世界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正在城市化的初期，需要大量公共消费品的投资，现在私人消费大幅度增长，但是公共消费品缺乏，而公共消费品的提供，是将来家庭消费增长的基础。中国正在这个阶段上。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住房消费、公共设施消费，总计约60%的投资，是可持续的，不是不可持续的，是短期需要的，也是长期需要的。

　　这意味着什么？不是消费不重要，不是现在不需要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中国甚至应该特别鼓励高收入阶层多消费一点，因为只有他们现在挣了钱，存得多。但是从总体上而言，这种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我们仍然需要保持投资的一定规模的增长，40%、50%的高增长不行，20%左右的增长还是需要的。

　　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是：保持总需求各个部分的稳定增长，不是只强调消费的增长，出口、投资，都需要平衡稳定地增长。这样一个比较平衡的政策符合现阶段中国的需要。GDP的35%-40%是资本形成，这样一种增长模式，恐怕在近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与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上的增长结构相比较，这也没什么特别之处。而直接把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美国当前的结构相比，指责中国，是错误的。

　　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根源在美元和“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从货币关系的角度看，当前的“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的根源，主要不在我们这一边，不是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而是美元被高估、美元要贬值的问题，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美元最初还有一个黄金本位制约它，其他货币对美元挂接，美元对黄金挂钩，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各国可以拿美元去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那时美国印票子就多少还有个硬约束，但也没能阻止美国搞大量的财政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就是美元要贬值。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对黄金脱钩，发出去的票子不再能兑换黄金，国际条约就这样一风吹了。当时黄金和美元的比率就成了280美元一盎司黄金。接着在1970年代美元又进一步要对马克、法郎贬值，1980年代对日元贬值，就这么一路贬来，最后轮到了中国。美国的财政赤字、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美国人的低储蓄率、高负债率。根据美联储自己的报告，60%的美元钞票在美国之外流通，50%以上的美元政府资产由外国人持有。对于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软约束的货币体系，可以任意发放货币；美国只要印票子，就能在全世界买东西。换个角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是美国，我们也会多发货币，因为这样可以占有更多的世界资源，风险也会由全世界用我们货币的人们共同分担。这就是一个“私人物品”被当成“公共物品”来用的时候发生“败德问题”的典型情况。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美元有不断贬值的倾向。美元是国际本位货币，它要贬值直接表现为要求其他货币升值。今天人民币面临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个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正因如此，蒙代尔多年来一直批判这个制度，甚至曾鼓吹世界货币回到黄金本位。总之，在现有制度下，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原因是美国的逆差，而不是中国的顺差，是美元要贬值而不是人民币要升值。

　　“美元本位”的体制一天不改，我们与美元的摩擦就不可避免（除非我们出现高额通货膨胀）。1980年代美国逼日元升值时，日本劳动工资与美国的差距已经不到30%，而我们当前与美国的工资差距还高达30倍。以此推断，我们与美国的贸易与货币磨擦，会比当年日美之间的磨擦更加持久。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人民币逐步升值不可避免

　　美国是超级大国，美元的本位货币的局面一时不可更改，美国也绝不同意改变这么一个使它占全世界便宜的国际货币制度；甚至它可以拒不进行任何政策上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会产生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们就会对人民币进行投机活动，美国国会还会因为我们不升值而对我们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为了避免这种损失，我们也需要适当的升值，即通过适当升值来使各种损失的总和（包括升值本身可能造成的损失）最小化。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不是完全对当前的国际失衡没有责任，尽管这种责任是很小的。这是因为，从1994年以来，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但是我们的货币工资提高得比较慢(见图3)。适当小步升值，也算是我们尽到了缓解国际失衡的责任。

　　从长远来看，一个高速成长的、通货膨胀率又较低的（中国低于美国）的经济，必然要经历本币升值的过程。早一点小步调整，渐进式地实现升值，比长期不动最后问题积累太大不得已一下子大步升值，要更少风险，更少震荡。

　　人民币要升值，但是在目前阶段不能自由浮动，也不能大幅度升值。按照市场的压力大幅度升值或者自由浮动，相当于由我们单方面承担调整世界不平衡的全部责任，调整了之后，不平衡减少了，美国可以继续增发货币。我们小步浮动，美国的逆差不消除，它还可能做点调整。所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我们现阶段也是最合理的体制。一种可信的、浮动幅度相对较小又相对稳定的升值过程，也有利减少市场上的投机活动。

　　究竟在目前阶段小步上浮的幅度要多大，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我们有利的、合理的“年升值幅度”需要满足以下的一些标准：

　　——给定目前中美两国利率的差异，幅度要足够的小，使得投机者投机人民币升值没有多大的收益；

　　——在目前世界不平衡和我国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太多的情况下，年升值幅度又要足够的大，以真正起到减少顺差、也减少投机活动的目的；

　　——升值幅度要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生产企业创新升级，又不对它们产生大的冲击，使它们有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继续保持市场竞争力。中国的企业也应该在汇率的逐步调整中逐步习惯汇率的浮动，因为汇率自由浮动毕竟是我们早晚要实现的市场机制。我们不能以汇率不变（变量不变）来保护弱不禁风的企业，同时培养出一批懒汉型的市场管理者。

　　根据目前各方面情况的分析，我们在最近两年每年升值5%左右，是可以接受的，对经济增长也不会有大的负面影响。

　　世界不平衡的长期性

　　最后，需要认识到的是，在目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不平衡会是一个长期的现象，这种不平衡本身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有百分之三或五的贸易逆差，三年就要发生金融危机了，而对发行国际货币的美国来说，百分之七的逆差可能可以支撑十年，这种不均衡可能就是在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一种均衡，它就是以美国有逆差、其他国家有顺差为特点的。这种不均衡的均衡可能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危险。所谓“硬着陆”，对我们来说，也没那么可怕——美元大幅度贬值（相对于欧元），我们也可以跟着它一起贬，亚洲其他货币可能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贬，相对来说损失也没有那么大。

　　但是毕竟，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我们总是被动的一方，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总是较为脆弱的一方，所以还是要积极应对，尽可能地避免损失，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