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狩猎权公开拍卖之事，一石激起千重浪，立刻遭来全社会的指责和怒斥。公众之怒，不难理解；而齐声怒喝，似乎也收到实效——拍卖会被无限期延迟了。那么，胜利真的来临了吗？

　　我们不妨来猜测一下拍卖会主办方现在的心理。他们中或许真的会有人被骂声“触及了灵魂”。

　　然而，不难设想，他们中很多人却会这样想：倒霉，咱怎么会想出公开买卖这么一个馊主意呢！以前“暗度陈仓”，啥事没有；如今一“明修栈道”，反而挨骂，这不是自己找骂吗？

　　这不是笔者妄言——事实上，在此次拍卖会之前的20年里，中国的收费狩猎活动就一直处于蓬勃发展中，只不过，范围仅限于国内外的“高尚人士”，平头百姓浑然不知罢了。据国家林业局统计，从1985年到现在已接待猎人1101人次，狩猎收入3639万美元，猎捕野生动物1347头。

　　这就引出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问题：假设，拍卖会的消息真如主办方预想的那样，“低调”进行而没被敏感的媒体记者发现；或者，林业部门压根就没举办这样的拍卖会，如何？其结果当然不难想象——人们愤慨万分的靶子从未出现，公众平静如初；林业部门不会成为众矢之的，有偿狩猎活动持续“地下”繁荣。所谓皆大欢喜。

　　那么，真的是皆大欢喜吗？

　　答案不言自明。孔圣人教导他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就是说，尽量少让老百姓知道真相。这当然是当时政治科学欠发达时代的特定产物，早该被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不过，当面对“不知则无事，知之反要骂”的怪圈时，我们每个人也确实应该有所反思：如何才能既“知之”，又“思之”，进而“改进之”、“完善之”？

　　公开拍卖狩猎权好不好？如果比之从前，恐怕相对还是件好事吧，至少可以将自己“主动”（虽然其中不乏“被动”成分）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比如，狩猎场的营运资质如何合法审批？狩猎场是否符合“保护与开发兼顾”的要求？是否真的有完善可行的制度确保猎手“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小”或者批准打野猪却跑去打熊猫？狩猎收入如何分配——如何有效反哺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而不是被人中饱私囊？相反，如果不公开拍卖，或者立刻退回“暗箱操作”的原地，虽然表面上是公众的声讨打了胜仗，实际上却只赢了嘴仗，实质上还是两败俱伤，甚至助长了“暗箱操作”之风，最终还是不利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其实，深入思考此事，真正的问题还在于——在野生动物有偿狩猎业已存在的20年里，公众监督权何以长期缺位？公众为何“不知之”？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秘密，非要等到林业部门自己“不小心”泄漏出来，公众才如梦初醒、从而生出长期遭蒙蔽的受骗感？试想，如果公众早就对有偿狩猎一事有所了解，媒体也有所关注和监督，一则可以保证其尽可能“阳光运作”，二则可以让公众有一个接受、认识、思考的缓冲期。如此，我想，一听“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几个字就万众讨伐的场面恐怕就不会出现，取而代之的，必是更成熟、理性、公允、科学的分析和比较。

　　有偿狩猎是好是坏，或曰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咱老百姓（包括很多激越的学者）毕竟不专业，对专业问题还是谦虚一些，留给专业科学家来解答吧。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基本考量标准：在特定条件限制下，如何达到最优？记得电影《可可西里》里巡山队员为了筹集经费私卖一些藏羚羊皮子的场景吗？我这里并非想为什么人辩护，不过有一个道理：对错并非绝对。欲进有时反需退几步，古人云“将飞者翼伏，将奋者足踞”，说的就是这个辩证关系。又比如古民居的保护难题，事实证明，只死板保护而不注重开发，虽不易犯错，却谬之甚矣。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