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行贿”影响人生轨迹

　　潘石屹经历的危机并不少，但他都一一化解。其中有两次足以改变他人生轨迹的“行贿”经历，是他不能忘怀的。

　　第一次是在初中毕业时，潘所在班上13个人中有5个去公社读高中的名额。潘成绩最好，却没能拿到名额——因为父亲是右派，爷爷曾是黄埔军校的军官。

　　潘石屹的叔叔找到社办中学校长，把一包“恒大”牌香烟丢到炕上。于是，读高中的事情就办成了。

　　此后的日子几乎一帆风顺：1979年，高中毕业考取了兰州市培黎学校；两年后考取石油部的管道学院；1984年，分配到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捧上了铁饭碗。

　　第二次“行贿”是在海南炒房时。

　　1990年，下海后的潘石屹同冯仑(冯仑新闻,冯仑说吧)、王功权等人在海南岛成立了万通的前身———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加入到炒房大军中。

　　那时海南的房地产正如火如荼，“楼上签个合同把房子买进来，到楼下签个合同就能把房子卖出去。”

　　一天，潘石屹想了解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土地资格证是否齐全，就找到海口市规划局一位负责管理资料的工作人员。人家不愿意把相关数据提供给他，潘就下楼买了5斤桔子和一条三五烟，于是获得随便翻查相关资料的“特权”。

　　就从这些资料里，潘石屹发现海口市当时的人均住房报建面积多达50多平方米，而当时的北京人均住房面积不过才7个平方。这个数据让他惊出一身冷汗。“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海南的房地产要出事了。”

　　潘石屹与冯仑等人一商量，决定离开海南岛，移师北京。

　　即使在公共场合，潘石屹也不讳言自己的这两次“行贿”经历。7月18日在太原的房地产论坛上，潘石屹面对几百名自己的潜在客户就讲述了在海南用5斤桔子和一条三五换来房地产数据的经过，引来台下阵阵笑声。

　　“他至少还算是白道的。”一位资深房地产记者这样评价有过两次行贿经历的潘石屹。

　　穷困生的暗恋

　　潘石屹回忆儿时的生活时，只有一个“穷”字。甘肃天水的自然条件差，潘石屹的家庭成分更差，甚至两个妹妹都因贫困被送给了别人家。

　　潘石屹在公社里上高中时，从村里来的孩子都是穿得最差的，“即使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一件棉袄，里面连件衣服也没有”。再加上口音太重，潘石屹自称除了学习就是睡觉，和班上同学几乎没有交流。

　　“那时隔壁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特别好看，字写得又好。”潘石屹至今仍然记得那个女生的名字，但在读高中的几年里，他从来没鼓足勇气和那个女生搭话。

　　他直到不久前才知道，读高中时，他的数学作业曾经被拿到隔壁班上去展览，让他念念不忘的那个漂亮女生对“潘石屹”这个名字发生了兴趣，还悄悄地来他的班上看了他一眼。这让他小小得意了一回。

　　档案中的红头文件

　　1984年，潘石屹分配到石油部管道局工作，不久之后就拿到101元的“高薪”，而且平时“不是分大米就是发苹果”。但潘石屹对机关生活并不满意。

　　“整个管道局里，除了输油调度处每天在做事外，别的部门全都比较清闲。”

　　工作第二年，单位新分来一个女大学生，潘石屹陪她去领办公桌椅。女大学生反反复复、挑来拣去，潘石屹忍不住催她快点，谁知对方却语重心长地教育他：“这桌子和椅子都要陪我一辈子的啊。”

　　这句话仿佛被当头棒喝。潘石屹回忆，他回到办公室里，看着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同事正襟危坐，他不禁自问：“难道我也要这么坐一辈子么？”

　　1988年，潘石屹决定下海，并递交了停薪留职报告。局里不批，他拍屁股就走，遂被除名。这是潘石屹档案中留下的唯一一份红头文件。

　　如今，潘石屹的人生已经无比丰富：出书，拍照，写博客，演电影，还有卖房子。

　　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还保持着相当的简单。潘石屹外出一直坐经济舱，直到有一次和一个国外客户一起出差，人家订了头等舱，潘石屹的秘书仍然习惯性地订了经济舱。“以后订什么舱也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潘石屹对秘书说。

　　潘的一位旧部回忆说：“有时去外地出差，如果不是和客户要在饭桌上谈生意，常常就是在路边的大排档随便吃点了事。”

　　潘石屹告诉记者，他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