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之所以是一个难题，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如果把每个方面的原因都看成是一个约束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多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中国的宏观调控很难找到一个最优解，从理论上讲，一个问题的约束条件越多得到最优解的可能性越小。中国“转型加发展”的国情决定了这些约束条件的复杂和微妙，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调控的手段是由现存的制度安排决定的。

　　一些经济学家鼓吹宏观调控应该采取市场手段，还有一些经济学家鼓吹宏观调控应该采取行政手段，当然，折中者也有不少。但是我要说，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把某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单独罗列出来，然后论证采用这种手段会有什么好处，不采用这种手段会有什么坏处；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对各种可能的宏观调控手段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讲清楚每种手段的长短和利弊，然后由政府的相关决策者决定到底采用哪种手段。经济学家只根据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知识进行合理的解释和预测，而不是极力鼓吹某一种手段多么有效。

　　不管是采用行政手段还是市场手段，中国的宏观调控很难收到百分之百的效果，这是因为每种手段的作用空间太小，甚至于手段之间的作用相互抵消。这就好比划龙舟，只有大家同时向一个方向使劲，合力才会最大，如果各个方向都使劲的话，船就可能原地打转。

　　以此次央行加息为例，虽然提高贷款利率可以抑制投资需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提高储蓄利率会减少消费需求，从而会使绝大多数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这跟启动内需的目标相悖。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指出，当下中国宏观调控的特征是：中国不大可能依赖正统的稳定政策来遏制投资过热，在试图对一个失控的经济恢复控制的过程中，中国的中央计划当局要比中央银行重要得多。这个特征决定了中国宏观调控更多仰仗于行政手段，而更少倚重于市场手段。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是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决定的。不管是政治激励还是经济激励，最终都体现在GDP上，最终都表现为地方政府唯GDP马首是瞻。地方政府的投资热内生于财政分权发展体制，这一体制本身的弊端不可能通过宏观调控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但在没有找到针对这一体制的有效的制度安排以前，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对解决这一体制的弊端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的宏观调控根本不能跟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进行类比，这是由我们的国情决定的。不同的交易属性需要不同治理结构，同样的道理，不同的组织方式需要不同的调控方式，这或许就是中国的宏观调控手段在行政和市场间徘徊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