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只是对收入差距的一种量化指标，并不能反映出各国社会状态及发展路径的差异

　　当今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是发展中的问题，是摆脱了普遍贫穷，但尚未实现普遍富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它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矛盾，增长中的失去，繁荣中的尴尬，甚至是一种为了前进的“丧失”（因为绝对平均的社会是没有发展原动力的社会）。

　　基尼系数作为衡量财产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它本身只是对收入差距的一种量化，并不能反映出各个国家之间社会状态及发展路径的差异，更无法体现由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基尼系数的国别尴尬及与现实的碰撞。因此，在对基尼系数的使用，尤其是用基尼系数作社会价值判断时，既要避免古典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的“不变假设”，又要把国别性及社会状态、发展路径的差异不是作为例外而是作为背景纳入分析中去。

　　基尼系数扩大更多的是转型的结果和转型过程中体制约束与制度障碍的折射

　　目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处于迅速发展中的转型社会。转型社会特有的发展路径决定，贫富差距的形成是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国民整体生活状况显著改善的基础上发生的。而基尼系数的扩大，更多的是作为转型的结果和转型过程中体制约束与制度障碍的折射，它与转型和制度的直接因果联系更深刻于与收入分配的直接因果联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制度文明的实现，基尼系数将会有一个“制度绩效”的回落。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培育了一批“先富”群体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制造出一批作为制度变迁“牺牲品”的“转型贫困阶层”

　　，但相对于传统体制下的普遍低收入和短缺经济，生活状况的整体改善与普遍提升是毋庸置疑的现实。尽管富裕中的贫困比较普遍贫困中的贫困更让人难以承受，但对改革开放从观念到现实的肯定，不仅使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在道德上从而在心理上能够接受这一现实，而且大于0.4的基尼系数给人们带来的实际上的贫富差距，也并不像数字显示的那么大，量化上的“警戒线”，更没有像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带来社会整体动荡和经济的大幅度衰退。似乎在理论的“警戒线”上还依旧生长着“增长和繁荣”。同时，也没有谁会愿意为预示收入分配绝对平等的0.2的基尼系数，而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社会。

　　基尼系数扩大更多地表现为非均衡发展战略选择的直接结果

　　中国社会所选择的制度变迁模式———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在扩大区域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同时，也从策略选择上扩大了基尼系数。因此，基尼系数的扩大不仅更多地表现为非均衡发展战略选择的直接结果，而且，非均衡发展本身又在客观上使基尼系数表现得比实际收入分配差距更大。从以往统计数据中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省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有的省份是0.35甚至0.3，但全国平均就超过了0.4.也有人计算过，在全国基尼系数上升里面，有30%—50%的因素与区域差距相关。可以说，市场化进程和体制改革速度的差异与区域要素禀赋的结合，使先富地区与落后地区的收入差距被非均衡发展模式给放大了。

　　因为，相对落后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并没有由于这一放大的基尼系数而必定绝对恶化。另外，尽管市场化进程扩大着原本就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又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减弱基尼系数这一量化指标的实际内涵———现实生活状况好于与基尼系数在理论上所应该对应的生活状况。

　　市场掌管效益，政府把握公平

　　当然，尽管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背景、路径、模式使基尼系数面临着国别的修正，但贫富差距作为经济增长中的问题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无论如何都应该是社会尤其是政府必须关注的大问题。市场掌管效益，政府把握公平。当一个社会增加财富的同时也增加着贫困，制造繁荣的同时也制造着贫穷的时候；当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增长并没有必然带来制度文明的形成，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未使社会总的福利水平提升的时候，不是市场经济之过，而是政府的失职。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