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群雄并起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威胁论”与“印度崛起论”都是西方政治家津津乐道的热点话题。尽管也有不少国内学者对这种热点题材应声附和，但实际上真正了解或者介绍印度经济发展的人并不多。我们对这个毗邻的大国还仅仅停留在对其GDP的认识而已，而对其日益推进的改革进程知之甚少。不过，最近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两个公共事件引起我对这两个转型大国改革路径的重新思考。

　　8月2日，印度环保组织——科技和环境中心(CSE)发布了一份对在印度销售的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系列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引发了印度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公共安全事件。报告显示，这两家全球最知名的软饮料公司在印度销售的11个品牌饮料，都有农药严重超标的问题。随后，公共利益中心向印度最高法院提交诉状，要求这两家公司公布百年配方与化学成分，国会议员也纷纷开始“为民请愿”，要求禁售这两家公司的软饮料。之后，拉贾斯坦邦已在所有教育机构中禁售这些“有害软饮”，瓦拉纳西邦等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抗议示威活动。

　　细细追究“可乐事件”，最耐人寻味的并不是这一事件本身，而是印度政府以及公众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根据印度水资源专家的说法，这些可乐中的杀虫剂含量并不比印度人日常饮食中含有的杀虫剂高，而“毒可乐”也正是因为直接使用印度本土的水源所造成的。实际上，印度这一可乐门事件的直接凶手就是印度本土的不良水质，而谁将对此污染负有最终责任呢？我们知道，印度是世界上农药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印度改革初期，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的农业无节制地使用农药，以提高农业产量。没想到，这些短期见效的政策却抹杀了印度的可持续发展进程。直至今日，印度政府仍没有及时地投入相应的公共资金来改善先前被他们恶化的公共环境。如此看来，造成可乐门事件的最终凶手还是印度政府自身，政府应该为了公众的安全投入更多的公共财政。但是，在民族主义情结下，自然而然就会有CSE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来挑起事端，印度公众的第一反应也不再是针对疏忽职责的政府，而把多年来对美国的怨恨都借机撒在这些跨国公司身上，这两个财大气粗的超级跨国公司在印度着实吃了一个哑巴亏。据说，在英国和欧洲电信市场上大展拳脚的中国华为，却在印度这个发展中国家中受到诸多阻挡，其理由也就是民族主义情结下的保护主义，印度人总是会千方百计地找出各种理由来阻挡跨国公司的进入，而保护之下的印度电信也未见得有多少强大。

　　无独有偶的是，最近中国也连续爆发了“齐二药”、“欣弗事件”等一系列公共安全事件，相似的事件却有与印度完全不同的公众态度和政府意识。尽管我们也把一些情绪发泄在这些惟利是图的制药公司身上，但更多的舆论还是批评政府药监部门的疏忽之责，而且政府也在相当程度上默认了其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投资不足之过。其实，前段时间这两大可乐公司在中国也遭遇到类似的“致癌说”，但这种传闻很快在中国成熟的公众心态中消化，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抵触运动。在当代中国人的眼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改革发展更加重要。按照转型大师科尔奈的观点，改革在深层次上是一个系统内部的自我调整发展过程。那么，真正成功的改革需要这种不断接受挑战、不断自我反思的胸襟和气魄。从这些公共安全事件中折射出来的公众态度和政府意识，反映了中国民众正在改革中形成一种理性、成熟、稳健的心态，这也意味着一个开放性的中国开始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步伐中。有了这样的心态，改革才会有更好的公众参与和自我纠错机制，这样才不会使中国的改革走向务虚的方向。现今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就是中国各阶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诉求，希望能在这种自我反思中寻求新的突破点。

　　原本“可乐”与“欣弗”并没有多大的联系，但此时却连接着两个相似的转型大国的不同命运，也折射出中国与印度在未来几十年改革的不同动向。甘地以来的强烈民族主义倾向在印度继续得到不同程度的延续。如此情结下的印度改革，非但不能培育本国真正的优势产业，反而会使其他外国投资者减少或者撤资。尽管日本宣称要加大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幅度，但按印度现在的形势来看，即使日本“落花有意”，而印度的“流水”也未必“有情”。而中国恰恰相反，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虽然遇到了不少阻力，但公众对改革的参与程度以及政府的自省意识使得整个改革变得更加成熟和包容，中国人正在全球化的挑战中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人们对发展的渴求远远大过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尽管东西方文化之间还有不少的隔阂，但无法阻挡我们对未来的长期投资，从而也带动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这也就是日印之间政热经冷、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最主要因由。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