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三届深圳高峰会于2006年8月25日－27日在中国深圳召开。主题是“什么改变中国”。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经过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历程之后，逐渐已经能够对种种经济现象作出准确判断。如何能够正确地规范各种商业行为？如何建立营造有利于监督契约执行的社会环境？如何通过建立以契约精神改变中国？

　　以下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分论坛实录：

　　主持人：现在我们进入第二场对话，本场对话的主题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我们有请本场的嘉宾主持人，中国企业家理事张树新理事、以及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美通无线总裁王维嘉、红衫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泰德集团董事长陈平，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锡培。请各位嘉宾就坐。中国宽带产业的田总应该在休息厅。

　　张树新：非常感谢在周六的下午来分享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其实就是什么改革中国？这是怎么来的，当时在亚布利的时候，几个朋友聊天，当时提到技术改变中国，当时提到今年高峰会的题目，我们说技术创新才能改变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制度的创新，还有人说法律才能改变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后来我们的执行主席任志强(任志强新闻,任志强说吧)灵机一动，说我们就是一个问号，什么改变中国？题目一出，很多人都说好，我们上场的人都踊跃的发言，面对这样的题目所有人都有发言权。我们都知道，20多年来，什么改变了自己，我们也知道，什么改变了中国，所有的答案放在一起就是这个答案，今天这个论坛又回到了创新，创新在一年前是新鲜词，现在是“时髦”不得了的词，其实一个词太“时髦”了是不是有一点问题，是不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时髦的词汇，我们就是创新型的国家了吗？我们的企业就是创新型的企业了吗？我们的组织就是创新型的组织吗？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环境真的适合创新成长吗？我想在上一场慷慨激昂的梦中醒来了？我们要谈谈创新面临的问题，创新可能面临的挑战、创新带来的失败、破坏，这里有很多资深的企业家，无论是从事投资业还是做企业的，他们都有很多的体会，我想请王维嘉开一个头，我们两个讨论过创新，他有很好的观点。

　　王维嘉：我觉得创新在中国，特别是在这种有长期传统的国家还是有非常大的挑战，如果大家注意到过的话，其实在中国的文化基点里你找不到这个词，甚至连进步都没有，我们总是往后面看，要看祖宗，你在看周朝觉得周文王的是最好的，到宋朝觉得唐朝最好。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近代包括100年历史上，很少有人纯粹靠技术创新发财，像瓦特，瓦特在发明蒸汽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做不下去了，因为他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最后他把他发明卖出去了。不要说过去100年，改革开放20年都没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我觉得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产权法、物权法和知识产权，如果从文化上探讨，实际上中国这种文化是鼓励和趋同的，鼓励不去做特立独行的，所以在中国这种宽容性很差，我记得20年前我出国的时候，当时申请一个签证，美国大使馆介绍，什么能够代表美国？是富裕、是浪漫、是强大？都不是，代表美国的两个字是“多元”，美国是多元的民族、多元的文化、也有多元的宗教。到了美国之后，我的体会非常的深，比如说我女儿在美国上学，每次开家长会最关心的就是小孩在班上、在学校成绩是第几，我们拐弯抹角的问这个问题，老师总是回避这个问题，他绝对不会给孩子排一个名来，他不会认为“一元”价值观的，他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就想我上学的时候，也许今天好很多，当时谁要学习好，老师就天天表扬，大家要向王维嘉学习，你看他学习多么好，或者是你看这个孩子多么的笨蛋。这个孩子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企业家、但是当老师用“一元”的价值比的话，这个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就彻底的摧毁了，当一个人的自尊和自信彻底被摧毁之后，他这辈子什么都做不成。所以从小的教育差别在应试教育强大的压力下，学习还是最主流的价值观，这样的“一元”会使社会出现很多的热点和趋同，当年杨振宁教授教导我们学理工，拿奖金。今天大家都学金融、学商业，要赚钱，所以永远是一元的价值观统治这个世界。另外对亚洲来讲，创新其实对统治者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要鼓励创新就必须容忍骗子、必须容忍疯子，因为深刻的东西都是正态的分布，就像我们过去说，不左不右在毛主席周围才是对的。所以创新和和谐是一样的，创新是打破平衡，所以在亚洲国家挑战最大的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当GDP到一定程度的，只有创新对他来讲是极大的挑战，因为他最好的人才都想加入公务员，创业的人很少，政府想了很多的办法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新加坡现在都解决不了这个事情。做得最好的是韩国，大家看看韩国的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此繁荣的话，它的科学也一定会繁荣，所以他会出现三星这样的企业、像SK这样的企业，它在电信上超过了索尼、超过了美国的运营商，所有的好的游戏都是韩国人做的，所以我觉得开放是创新的先决条件。

　　张树新：我看王维嘉在讲的时候，陈东升一直在摇动，咱们是不是请陈东升同志谈谈你的看法。

　　陈东升：我觉得中国要走向多元，韩国是处于威权国家，所以它是矛盾的，当然我不去评价他，王维嘉从两个角度来谈，我们讲一点实的，过去我们说创新是模仿，当年我做嘉德的时候，我们要做索斯比，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创新。

　　张树新：其实在模仿的过程中也是创新了。

　　陈东升：也就是说他做成花旗，他像花旗这么有竞争实力，像花旗这么受人尊重、像花旗这样富有专业的精神。这段时间体会比较深，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搞纪念的活动，我就想，你的成功是什么？我总结起来就是时代好，并不是你陈东升了不起。这个伟大的时代才能抓住这个机会，当然还有就是我想说的什么是精神？就是说要一种创新像宗教的那种精神，我们对专业精神的崇拜就像宗教一样对待，专业精神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和吸纳，是一种商业的方法、商业的制度、商业的技术。实际上讲制度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实际上创新什么？实际上你拷贝的东西已经变成你自己的了。这个过程已经不是机械的拷贝和模仿，同时实际上每一个企业家在竞争市场的环境中，你要生存就要不断的变化，所以讲创新的动力是变革，创新是打破一个平衡，但是打破平衡的目的是追求一个更高的平衡，这是辩证的，所以我不完全赞成维嘉的观点，每天在经营的企业中，你要想赚就要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革，这个细微的过程、积累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我们会混淆在哪？时代的创新是100年一次、50年一次、或者是20年一次，和我们的关系不大，也就是我们作为微观的企业，在这个市场上你要处于行业的领导者，这个创新的过程实际上是每天辛苦地面对竞争对手、面对市场的变化，不断地进行决策、不断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的决策，整个的过程加起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业过程，不要把创新都想成比尔盖茨、瓦特、不要想着我们都是互联网。

　　张树新：关于创新的问题，我们当时在亚布利争得不可开交，其实回到企业家的责任来讲，我们每个人面对企业的创新，企业和外部的环境刚才维嘉讲了，企业的状态，大多数的员工都出于这种状况，其实东升强调对于企业家来讲，你自己策略的制度是不断学习吸收、模仿结合自己的资源来形成观点。我想问一下田溯宁，创新的问题。

　　田溯宁：我过去七年做了两次比较重要的转换，第一次是七年之前参加了网通控股的创立，这个时候创立，网通在中国电信垄断的情况下，创立了新型的电信公司，当时是引进新的技术能够在一个垄断的行业里创造一个新型的企业，这个公司在创立开始，股东虽然是多元化，请了所谓的职业经理人和以前不一样，来制定制度的创新。七年之前，我一个人开始，然后开始招人，当时我心里有一个组织结构的设想，怎么样创造一个组织，既有国有企业政策的支持，又吸收了职业化的人员，这是理想的模式。四年的实践我现在来看，我觉得从零来讲是有一定的成功，对历史的回顾，当然仁者见人，我觉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三分之一的人来源于市场，三分之一的人来源于传统的电信企业，三分之一的人来源于外企，这样的第四年做到了15亿。还有一个就是网通和这个机构的融合，当然这个组织也信任我，尤其是在上市公司任命我做公司的CEO，当时我想要创新，要在国有企业的环境下，要在电信这个时代的特征里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例子？我两个月刚刚离开网通，我再回想我过去的三年是一个特别大的组织机构在融合的过程中提出的创新，我感到也不能说失败，毕竟走入了资本市场，股票也不错，也走向了国际化的宽带战略。但是我越来越想这个创新的困难，难度是如此之大。所以我现在最近的问题还没有更深刻的总结。

　　张树新：这个难在文化、体制、业务、技术。

　　田溯宁：你不知道从何说起，你看起来好像是创新了，就像是创新的国家一样，但是这就是一个口号，比如说我们国企要走向市场，但是整个设计和改变的动力，每个人都可以说，在说理论的过程中不会错的，改革开放，建立新型的现代化过程，建立新型的国有企业，在遇到矛盾的时候，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它。所以我下来总结这三件事不知道对不对，我说怎么实现组织结构多样性，也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头来，你就有一个好的思想，我什么都没有，一张白纸画出最美的图画。第二个就是这个要死掉了，没有办法，要么死亡、要么改变，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要不然我们就改、要不然我们就垮掉。这是第二种可能的方法，也是有可能成功的。最难的组织结构创新是有的人觉得还不错，有的人觉得还可以，在这样机构就不知道怎么创新才好。南朝鲜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了整个南韩的自尊心，韩国KT民营化以来，变成了最好的移动危机，所以没有危机、创新何其之难？

　　张树新：田溯宁我们在这有一位蒋锡培先生他在自己的企业三番五次地进行组织创新，你的创新怎么做？是不是你面临很大的危机？

　　蒋锡培：谢谢主持人，我觉得制度创新是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还要符合我们国家大的方向。远东大家都很了解，在短短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股权的变化，刚开始50％ 是我的股份，你要向在这个环境生存的话，100％的股权给了他，现在700万的权利也给了他，就是为了一条生存，人家说你是什么？你那个时候政府的一张纸有可以把你免掉，但是两年之后，政府又要求我改了。能够把它改为股份合资型的企业，第一年签350万，第二年分红了130％之后，不用我讲了，有4560万元的股份。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股权改革。当时我们做的产品就是05年，要想进入电信市场怎么办？就要有先进的设备，不制作创新就无法生存、就无法做到这个行业最好的企业，因此投入了8024万，对一个小企业来说也是很大的项目了。和电力公司合作，但是一年半的时间下来，国家电力公司、中国华润集团，加上江苏省电子总公司他们拥有60％的股权，政府有7％的股权，而我有25％的股权，这个股权变了之后，华润控股。

　　张树新：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不被华润控股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现象了？

　　蒋锡培：就像主持人又讲智慧、又讲风险，另外到了02年我感觉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好，希望他们进入股份，然后希望回流股权，好在国家改革，给了我这样的机会。那么我觉得，确实创新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真的很重要，制作的创新尤为重要，我还要谈一下员工营销上的创新。我相信，以前我们很多企业成功，无论是我们家庭企业的案例也好，像我们员工营销上，我们远东的营销在90年代的人为有能力的人搭建平台，你有能力到远东来，因此远东电缆这一块，很多人都成为千万富翁。当然他承担的风险的大，也有很多的人进入了监牢。（掌声……）

　　张树新：创新的代价不小，其实你听蒋总在讲，四次的创新机制是来源于市场竞争。所以回到刚才的问题，如果中国网通、中国电信业全面地开放、面对国际化的竞争，是不是创新就变成必由之路了？

　　田溯宁：在组织机构的创新，我们要回忆一下中国的组织机构创新，这和我们行业的开放和引进竞争有很大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讲，网通也要盖五星级宾馆，我们可以做招待所的水平，和香格里拉不能比，同样的资产、同样的设备，但是在不同的组织下，结果完全不同。

　　张树新：我们在座的有阳光卫视的新老板陈平，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陈平：我想谈谈首先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说的是企业制度创新还是我们的国家社会创造？

　　杨树新：咱们谈企业，国家社会不归咱们管。

　　陈平：这两者不可分，宏观的创新因为企业的制度创新和制度是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是今天我们谈的创新是一个很时髦的口号。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性，我想在座的可能在80年代初，应该都是从事改革的研究。那么当时中国的改变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用什么样的方式启动？对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咱们先不谈，实际上是小农的经济，是示范传统的社会资源，所以农业有了突飞猛进，小农经济的回归和创新联系很小，或者说相背道而驰。在利益方面我们看到改革是在沿海开放，做的什么？当时是我们学习亚洲的四小龙，当时三来一补，今天的深圳我记得是1983年的时候，我到深圳做调查研究、做考察，83年写了深圳特区考察报告，当时考察下来，实际上我们现在可能认为，不是政绩和业绩的东西在当时被作为非常好的典范，就是引进了很多三来一补的投资项目，三来一补是创新，如果从当时国家社会的环境，它是中国开放史无前例的创新，但是从模式和技术根本谈不上创新，但是那是社会发展阶段所需要。

　　张树新：所以不同时期的创新是不一样的。

　　陈平：所以当时中国说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改什么？就是改农村承包责任制，责任制到达了车间、也就是说划大生产为小生产，这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情。那么另一方面，还有我们的价格改变等等，我回顾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国28年的改革道路，不是现代公司自主意义上的创新和现代技术创新的这么一个时代。

　　张树新：所以回到陈东升讲的，就是引进学习、模仿、结合。

　　陈平：我想进入90年代到21世纪，一直到今年创新成为时髦的口号，为什么成为时髦的口号？因为绝大多数的企业已经感觉越来越难过了，现在是宏观的经济数据指标很好，微观的企业制度越来越难过，当然我们从数量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说它是一种投资增加性的转变，但是实际上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微薄，一方面对外受到国际市场的挤压越来越严重；28年来，作为中国人始终想着国字不变，可以去发展，这样的话大量的非国有企业在近七年年时间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一种国有资本的挤压，空间变得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到了创新何其难，难的是今天的企业几乎难以有创新的空间。创新是有成本，这个成本在哪里支出，企业的毛利润到了3％左右的时候，从哪支付？另外我们的金融制度是支持我们企业创新的吗？平心而论不是，我们的再分配制度、我们资源的一种制度也是支持中国企业的创新，所以我说，今天我们谈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现在谈基本创新，提到了非常重要的阶段，这样会把宏观的大好形式拖入灾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说企业、技术、自主创新何其难，难在今天，不能回避，我们说宏观已经进入了体制，和政府的管制体制是一个连动，没有连动这次改革的创新我认为大好形式是难以维持的。这是我要说的话。

　　张树新：陈总帮我们回顾一下创新产生的背景，同时创新吸收一个系统的、生态环境的支持，如果没有宏观上的生态环境，那么微观上的财务不支持的话，看来创新未必是好事，我们今天的嘉宾中，有一位是南鹏，刚才陈总一直说毛利，创新到底是创新还是收益？

　　沈南鹏：刚才听到，从一张白纸讲到创新，过去的七到八年，现在作为一个投资者扶持创业企业，我感觉创业企业必须是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的创新者，必须是对传统企业的否定，百度和新浪就是对传统的否定。我感觉这个否定意味着新的商业模型，新的制度。我想举一个例子，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我全面的代表，在创建的过程中，我们创建了一个酒店的连锁，这个酒店已经发展到了100多家连锁，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的酒店连锁，咱们不说数字的问题，咱们说成功的因素，仅仅是高速成长的因素，我感觉有三点：一个就是制度上的创新，当时我们海归和本土的民营企业我第一次和国企、首都旅游集团走在一起，当时我也带着尝试的心里和忧虑，最终发现合作很成功，我发现国企里面也有一些精粹，通过和他们的合作也得到了很大的启示，这也是其他的行业没有了，这样的民营企业和国企牵手，把国企运用起来，同时也把民营经济引用了。第二个讲到了酒店的行业，可能我们说的具体一点，传统的酒店有问题吗？有很大的问题，首先我们国家的平均制度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平均要求三星、四星级的酒店要有大堂，今天的旅行者不需要有大堂和餐饮，但是他需要有一个干净的房间、有宽带上网，我们现在把传统里面很关键的找到，那就是浴缸，因为浴缸是传统旅行社里面、酒店里面必需品。

　　张树新：我问一个问题，上海和苏州的那些房子是干什么的？

　　沈南鹏：各式各样的商品。其实就是国有资产的占有，我想3000平米的房地产商人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通过一种新的酒店模式，我们打了一个浴缸，其实这个很多人都满足，同时我们有宽带记录，这是很多旅行者需要看到的，我们并不借以别人给我们三星还恩恩额是两星，到现在为止的，我们100多家酒店这里有多少是三星还是两点。现在非常惊讶的是，两星级酒店平均的卖价超过了三星酒店，举一个例子，我们比华都的平均的卖家要高很多。第三个创新在中国也是比较新，一般的创业企业都是创始人在运营情况，我们在04年就感到到一个问题，我们都没有零售的酒店，零售是中国酒店发展的模式，今5天在成功酒店公司里面、成功的管理层都没有一个来自酒店行业，因为你没有打碎这个的勇气和决心，做百安居这些的事情。要解决一些瓶颈的问题，很多的创业企业都是家族式的，或者是创造式为主导，我们当时引进专业的专业，很多人说专业人才管不好，很多情况下不会有那样的热情、那样一种忠诚，这样的话，在公司的早期会有这样的事情，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已经兴起，我们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带来了一定的规模，而且这是企业做成百年老店所必须的。（掌声……）

　　张树新：谢谢南鹏和大家分享两个成功的创业故事，作为后来者其实酒店业包括旅行都不是新行业，但是在这个行业中因为他过去的问题存在新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定位，其实创新是很具体的企业实践，我们今天这几个嘉宾有一个学者就是李津逵，来自深圳社会研究院。

　　李津逵：从93年到2004年，全国6000万湿地人民当中半数以上的人生活质量在下降，这些人都是我们企业家，你们这些嗓音非常好、艺术水平非常高的领唱人后面的合唱人员，假如没有他们的共鸣，所以我们的中国梦也形成不了，在1848年的时候，英国出现了共产党宣言，法国引发了巴黎公社起义，美国在同样的时间引发了五一大罢工，现在如何构件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人如果能够走出这样的一条在加速工业化和高速城市化中间，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我们民族的创新，为此，我特别希望，柳传志先生先生说的企业家的社会话题能够得到我们这个圈子的认同，不客气地讲，我可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非常的敬佩企业家的族群，做的是自己的梦，说中国的梦是中学生，说的是中国的梦，做中国的梦那是大学生，我希望通过你们的行动，改变一下我们控制的湿润度，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各地政府都会像深圳市委书记那样说，我们给你创造一个好环境，什么好环境，就是让你们舒服。你们不妨问几个问题，就是请问你这里的下岗工人如果打一个电话多长时间可以找到工作，请问你这个地方失地的农民群体每失掉一亩地可以得到什么？你这个地方的小孩如果避免先天的残疾，是否能保障到县里面的医院接生，你这个小学生能不能吃到好的鸡蛋？你们会影响我们政府改善空气的湿润度。

　　张树新：也许我们今天做的是深圳市政府的官员，或者是各个地方的是市长，也许李先生讲的是对的，但是现在是苦苦挣扎的中小企业，我们大家找的是创新的路径，当然这个环境我们在呼吁，当然呼吁好、还是坏，我们1，都在做我们的企业，刚才回到我们的话题，其实讲一圈的时候，其实南鹏提了很好的故事，在座有很多创业出生的人，从东生到田溯宁，我们要回想一下第一个创业的企业其实是不是对行业的破坏，怎么去寻找机会，当你找到机会你长大就要成长，然后不断的制度创新，刚才蒋总也和我们分析了，在座的创业家和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创业怎么找到创业的机会？

　　田溯宁：我第一个创业企业就是从93年在美国创业，那个时候想得比较简单，那时看到了互联网，觉得很好用，电子邮件比电话省钱，然后就想怎么把技术带到中国来，不懂得管理也不懂得风险的投资，完全是激情来做的。当企业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激情如何变成企业的制度，能够把这个激情延续下去，之后是破坏，我觉得破坏不是破坏。如果能丰收自己的成果、管理自己的成长，我觉得这是从小的企业到一个成功企业必走的一个成功的道路。

　　张树新：陈东升今天是泰康人寿的老总，他以前是嘉德拍卖行的？

　　陈东升：我现在非常的冷静，反过来也非常的清楚，我特别的强调创新是模仿，在80年代的时候，很多年龄大的人就想到很多一级企业和二级企业，我认为是标新立异，我为什么提模仿，对中国人的标新立异。

　　张树新：我们不是要新的发明。

　　陈东升：有很新的过程我是反叛。你说不是创新就是模仿，说你间接的梦，总是成为好的行业，而且这个行业里好的商业模式，而且你怎么成为这个领头的企业，然后产生示范的效应，嘉88德就是这个过程。

　　杨树新：今天上午刘积仁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其实苹果公司是创新的，其实他就是一个硬盘，大家可能仁者见仁，可能有很多的想法，听听维嘉，产品的创新和自己的关系和结构的关系？

　　王维嘉：我们企业是中国第一家做无线互联网的。企业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中国有这么多的手机，而且中国的移动通信大概和全世界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其实中国在某些方面比美国还要先进一些，依托这么大的市场，是不是有可能做出一些主流的图，我所指的主流突破是可以影响到欧美的这样的主流突破，或者是产值可以达到千亿美金。

　　也就是电负性的技术达到颠复性的革命。

　　王维嘉：99年到2000年的时候非常的激动，我说制度创新上个世纪都发生在美国，而且每十年一次，上个世纪的火车、汽车、发电机、电子、到原子能、石油化工、塑造、80年代就是半导体、之后90年代就是PC，21世纪是无线互联网，有可能中国起到带头的作用，但是今天六年过去了，我坦率地说，在2010年中国做不到了，这里有很多的坎坷，这里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个人没有放心，我觉得在2010年做不到，但是在2015年可以做成，或者是2020年中国还是可以在无线互联网上做出一番天地的。

　　张树新：维嘉对很多的预测都退后了。我想问一下，沈南鹏，他现在最想投资的是什么？

　　沈南鹏：创新需要一个原动力，或者是外部的力量推动它，我想资本扮演着很重要的方式，我感觉最终是人的问题，因为刚刚这两位讲到了创业的问题，我想似乎都有一个规律，有创业者有这样的梦想，他们有对这个行业有模糊的看法，在创业的过程中，逐渐把自己的计划落实下来。这里面就有几点得到启发：第一点资本是要追逐人，像王总这样的创业人，我觉得要安慰这样的创业者。第二个不要期望和奢望这个商业模式是确定的，当时在美国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为中国的电力做这么大的贡献，只有逐渐的发觉这个商业模型才可以，而且资本扮演的角色是长期地去发展，你关键是要找准一批人、找准产业方向我觉得创业会带来很好的产业效果。

　　张树新：我们在很多，特别是人在中国大赛的朋友们，他们会认为，今天自己的商业计划是不是能够获得投资和企业获得成长，其实告诉大家，人的梦想和不断调整的商业模式其实蛮关键的。还是回到陈老师，我还是比较好奇，也代表听众问你问题。你泰德在线已经很赚钱了，你为什么还要买亏损的一塌糊涂的阳光卫视？

　　陈平：因为阳光卫视过去的亏损我只能这么说是非正常亏损。

　　张树新：不懂，什么是非正常亏损？

　　陈平：什么是非正常亏损，我说一个数据，在2000年创办阳光卫视的时候，当时的阳光卫视的创办者，第一赶上了非常好的时候是，当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最高峰时期，同时又是那个时期中国概念一个最高峰的时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这些创办者采取了这种方式，接着就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借着创办阳光卫视机会的同时，这个故事就多了。我就不说了，所以融资的规模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当时以阳光卫视在很短的时间当中，一共融资了8亿港币。

　　张树新：所以大家记住，刚开始南鹏讲，人对、要有钱才行。但是没有成功？

　　陈平：你说阳光卫视亏的一塌糊涂，什么是亏的一塌糊涂？

　　张树新：看来我的问题有问题。

　　陈平：假如我找广告不去消除任何的节目，那么阳光卫视基本的开支一年4000万可以非常的稳定，可以往前走，你想8个亿，如果按照一年少4000万它能收多长时间？

　　杨树新：那就是20年。是烧完还是没烧完。（掌声……）

　　陈平：烧的连渣都没有了。现在不能得出来阳光卫视注定是一个亏损的项目，如果说亏损的项目，有人会知道我的过去，我会倒卖鞋，90年代中期我就倒卖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早会给他倒卖出去，因为他的许可在目前来讲非常的值钱，作为中国的电视屏幕只有凤凰和阳光是综合的，其他是不行的。

　　张树新：所以抛开这个因素，如果从这个行业来讲你发现了机会？

　　陈平：从资源的稀缺性来讲，这样说吧，对阳光卫视来讲，你要让他不亏，有一些钱赚，就是按照传统的电视媒体最简单的做法，当然有一个过程，因为大病初愈。但是如果你和跨媒体的方式联系起来，比如说宽频或者是平面媒体联系起来的话，我再说一个数据，有些人很奇怪，同样我们说媒体，我接触阳光卫视以后接触了一些信息，人家都说阳光卫视差，我做调查之后，最后说，收视的观众也有3000万左右，台湾是多少人？台湾是2700万。一个2700多万的态度能够有几家电视媒体呢？一个有着3000万固定的群体，所谓固定阳光做的就是历史、人文的纪录片，这里有特性，有这么3000万的社会体，它怎么会到达发行量在几百万的杂志的层面上？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要有竞争能力。

　　张树新：最后请蒋总说一下，未来你这个行业还有什么机会，你怎么看你这个行业的创新？

　　蒋锡培：我们这个行业是最大的，现在是按照比较实际的数据来增长，占了GDP原来的0.5％，去年是1.0％，之后还会继续的增长，远东15年连续获得了第一。我曾经去美国看世界上最大的调研公司，我们去看了，十年前是45亿美金，十年后的今天还是45亿美金，无论是哪个行业发展这么快，我相信远东在今后的时间内，一定会成为电缆行业的领跑者。

　　张树新：作为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每个行业只要你找对了都有无穷的机会。

　　蒋锡培：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我们现在五年前和美国公司和加拿大的公司开发两个技术，可以说是颠复性的技术，可以改变100年传统的线路，还有我们电力技术是钢材，现在都是混合的技术，光我们中国就有几百万，另外在员工这样思路的改变，比如说当时我们投了100万块钱，钱不够了再投，我们想，每年拿出去10％的盈利来支持创业性的这样一些人来创业，使我所有的项目都亏损了，不至于伤筋动骨，我相信我们的眼光不会这么大，这只是我们的想法，董事会和股东也非常的认识。回到我前面讲，李主任讲的并不离奇，和我们很有关系，某些程度上是邓小平对中国的一大贡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才有和谐社会。现在倒过来了，现在有很多搞不清了。最终就是说搞得很复杂，所以我们很多企业家很有顾虑，现在你没有能力适应社会制度的时候，怎么样在社会上发展？

　　张树新：你们用了很多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各自对创业的看法和结合自己的实践，现在大概还有六七分钟的时候，因为我们下一场是30分钟开始，我们想请在座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也可以提问，但是一定要简短，我们可以有三个人发言。有没有朋友谈你的看法？

　　提问：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会议，听了很多企业家关于创新的想法，我姓单。我创造了第一个语音管理杂志，我想以后会有很好的市场，我想问沈南鹏先生，因为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目前的两家，在我最新的杂志里讲到了创新之道，我想从沈先生分析一下，当你们当初设定自己商业模式的时候，怎么考虑自己的因素？（掌声……）

　　沈南鹏：我未必有更广泛的应用性。但是我想，这在其他的行业也碰到了，就是产品的重新定义和重新的改造，因为酒店业的话，一开始大家按照星级来分，但是没有按照需求来分，我们更直观来看应该是需求，比如说家庭的旅游、旅行，可以满足一般的需求、白领的需求，我们看到，在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里面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就是150块钱到300块钱的旅行者需要简洁的产品，我们考虑，哪些东西可以拿掉、有哪些东西可以加强。这里有一定的相关性，当我们看到这个产业的时候，拿调里面不必要的东西，加强里面社会比较强调的东西，最后你会做出非常与众不同的产品也也会吸引很多、很大的业务群。

　　提问：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盛会，我没有什么问题，我今天分析一下感受，非常的简短三分钟内解决问题，我第一个关键就是使在座的企业家感到非常的伤心，我今天来参会的唯一目的就是想不一睹我们柳主席的风采，我的目的达到了，上一场讲的企业家精神，第一代的企业家，有些人说柳传志、张瑞敏是市场的政治家，当我们看到了柳传志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企业家。就是说当我们所有人不管是后备、中小企业家还是学习者来说，和他交换名片的时候，他说你都没有拿名片给我，好像表现出我们父辈的感觉，在午餐的时候和他特意讨论这个事情，我问你为什么有时间和我们照相和换名片呢？他说我把联想带进来的时候，心也平静了，然后也放松了。这是我的心境。在这样垄断的场合分析企业家心境的时候，是很奢侈的，我特别反感刘东华先生说的企业家是基因的创造。最后一句话是非常感谢您提供给我机会。

　　提问：我是德意志银行资本市场部的，今天这个论坛我也觉得受益匪浅，最后我读了一本书是《从好到最好》，这本书是在美国选出超过同业很多倍公司的总结，这个公司从好到不好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把重要的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然后往既定的方向迈进，我想问一下陈董事长，你们觉得知人善用是不是很重要？

　　陈东升：我要说的就是六个字：战略、人才、风险。我已经不管业务了，我们也提出一个愿景，我们未来就是要喊出领导者，最核心就是身材的配置，泰康已经有很大的实力吸引海内外一流的人才，我相信我下一步的人才就是把最核心的人才用到核心的岗位上，人尽其才，这是最根本的。过去我们一些管理层抱怨部下不行，觉得自己什么都行，这种领导是最不能成功的领导，其实你发现在的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发现，其实我有很多的经验，我通过猎头的公司找海外的人，但是当一年、两年后，其实你还不如你身边的人，实际上人尽其才就是把最合适的人用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包括创新上，我多说一点，为什么要创新，我经常讲，一个老板天天创新，这个公司会完蛋的。创新不能够天天讲，反过来真是不能瞎折腾，有很多老板就是瞎折腾。所以创新的路子是什么？就是你取得领导的地位，取得领导地位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获得一种超额利润的力量。组织创新是提高你的效率、降低你的成本，我做了十几年的企业，最后我总结一句话，还是老人家说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根本是什么？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最权威的两个字就是创新，我的一句话对创新的理解是什么？就是追逐，不断的追逐，后来我加了一句，就是长久的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这是做企业最根本的。

　　张树新：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就像改变中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创新会有挑战，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由于时候的关系，我们这场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各个张树新董事长，我们很多的嘉宾都是意犹未尽。一会的演讲更精彩。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