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张小济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 赵英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

　　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光远

　　由“徐工”并购案引发的国家经济安全讨论仍在继续，并正发挥神奇的催化作用——8月8日，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8月21日，国家发改委再次召开内部会议，讨论新法规的具体落实措施。9月8日这一规定将正式开始执行。

　　徐工并购案为何如此引人关注？它真的让中国的产业安全面临威胁吗？一个并购个案竟然引发相关法规的修订，其背景是什么？外资并购新规将对未来的外资并购活动会产生什么影响？除了产业安全，中国其他领域的经济安全状况到底怎样？

　　民族情绪反弹下的产业安全讨论

　　《中国经营报》：近一时期，由徐工并购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国家也正在采取相关措施进行调整。对此，有人庆幸经济安全问题终于引起了各方重视，有人则担心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经济爱国主义”思潮，各位有什么评价？

　　张小济：在所谓产业安全这一个问题上，现在少数企业有一种排外情绪。一个企业因为市场竞争原因，效益下滑。这个时候，它没有技术、投入不够，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它有权引进外部投资者，进行企业重组，总比等“死”好。至于是让外资并购，还是让私营企业并购，不是评价安全的标准。

　　其次，引进外资兼并重组，盘活存量资产，有利于避免大量重复投资，符合目前国家的宏观调控精神，应该提倡鼓励。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税收和就业，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的讨论陷入情绪化的争论，一谈外资并购就像“经济侵略”一样，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我国产品向全球出口、我国企业向海外投资，如果对方也采取保护主义，滥用反倾销、限制并购，那么中国企业将做何感想。

　　马光远：首先要搞清楚这起争论发生的原因背景。外资并购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初期，家电和日用化工品产业向外资开放，为什么过去没多少人谈经济安全，而现在这么热？大的背景在于，当外资不断并购中国企业的同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遇到了不对等的待遇，如中海油并购美国尤尼科受挫，联想并购IBM及拓展美国市场受打压。两相对比，在外资并购上，催生出一股民族情绪的激烈反弹。

　　在民族情绪的笼罩下，“徐工”并购案的政治意义被过分放大了。“徐工”现在已经成了外资并购的焦点，似乎“徐工”被外资并购，中国的民族工业就被外资彻底击垮了。许多产业的并购，也都要影响国家经济和产业安全。我们现在暂且不论徐工该不该被外资并购，单就这种以一点推而广之的论讨逻辑来说，就是缺乏理性的，带有较大的民族情绪。

　　赵英：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要厘清哪些产业涉及到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目前争论很大，所以对于外资并购个案的争论也就大了。我认为经过第一波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后，我国制造业的两端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一是制造业的高端，高科技产业和国防军工领域，发达国家本来就限制高新技术和武器出口中国，所以谈不上外资并购；二是制造业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家电、日用化工品领域等竞争领域，这些基本达成了共识，允许外资介入。

　　难就难在制造业的中间——产业领域的装备制造业上。装备制造业是工业之母，是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是我国今后重点发展的产业。但装备制造业的面很广，哪些是战略性产业？哪些可以放开？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认为，从整体而言，作为一般性的装备制造业应该对外资放开，但作为大行业下的一些子行业有战略性产业，应该加以保护，如轴承和碳性维。单就产业重要性而言，这些都比徐工的产品更重要。有了一个具体的界定后，大家就不会再过度关注徐工并购了。

　　江涌：本次由外资并购所带来的国家经济安全讨论还远远没有结束。不过，各界讨论的不够冷静，舆论过分把焦点放在徐工并购上了，实际上外资并购所带来的产业安全并不是我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问题，金融安全应该更为重要。所以回顾总结这次大讨论，讨论的方法和重点出现了偏差，金融安全始终没有纳入重点讨论范围内。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听说因为产业安全而导致国家经济和社会动荡的，相反由于金融安全，许多国家的经济遭到重创。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本次论讨过程中，大家只关注徐工十几亿元的并购，而没有关注成千上万亿元的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贱卖问题。

　　矫枉过正的外资并购新规？

　　《中国经营报》：8月8日，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证监会、外汇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这一外资并购新规将对未来外资在中国的并购活动会产生什么影响？

　　张小济：六部委发布的外资并购新规实际上是前一段舆论争论的必然结果，管理层迫于政治和舆论压力不得已推出这部新规。新规中哪些是战略性产业，哪些老字号、驰名商标允许并购，都没有具体界定，只能由相关部门审批界定，实际上强化了外资并购行政审批，造成的影响是企业并购的不确定性增加。

　　我认为，除了国防军工之外， 其他产业包括石油石化都应该放开，允许外资进入。老字号像“王致和”品牌做的是调味品产业，是战略性产业吗？我看就可以允许外资并购，至于企业愿意不愿意卖，交易的细节应该由企业自己决定。

　　马光远：外资并购新规的重点在于商务部加强了外资并购的行政审批。新规第12条中表示，“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或者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就此向商务部申报。”这里的“重点行业”较为宽泛，哪些是重点行业？没有具体说明，只能由商务部定夺了。实际上以前的草案有“相关行业处于主导地位”的说法，但最后发布时，审批范围重新扩大了。

　　难以想象的是，民族情绪的反弹竟然上升为一个国家对于外资的制度反弹。这部外资并购新规，实际上是对外资政策的一种倒退，是市场化道路的一种倒退，退回到以前审批的老路子上面去了，进一步强化了行政审批能力，将会导致新的权力寻租。

　　它的出台有两个直接影响：一是打了真外资，对于重点产业、老字号和驰名商标的控股权转让，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商务部要界定审批，这会造成一批处于竞争性领域企业的外资并购放慢速度。这一政策实际上加大了外资对于国内并购的政策风险，影响并购的定价。同一行业的公司在印度和中国市场，外商会以政策风险压低国内并购对象的价格。

　　二是此举引发了国际舆论广泛的猜测，一是外电认为中国政府现在颠覆了2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否定外资；二是掀起一股外资并购的批判热潮，而对国内并购却绿灯放行，如国美并购永乐；三是民族情绪和排外情绪的抬升，这些可能使我国处于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中国经营报》：外资并购新规出台后，政府还需要做哪些后续工作？

　　马光远：一是具体的制度细则的制订，如哪些是重点产业，应该有一个界定；二是加强经济安全立法，从法律的高度规范目前的外资并购活动；三是政府应该减少行政干预，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并购环境。政府如果要扶持国内装备制造业，完全可以通过税收激励政策鼓励这些企业自主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也可以合并内外资税，取消外资优惠；但绝不能是单方面以政府行政审批加以限止外资并购。

　　产业安全并不是最大的经济安全隐患

　　《中国经营报》：从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关于外资并购的发言，到凯雷并购徐工的博客大战，再到外资并购新规的出台，一年来，大家似乎只注意到外资并购下的产业安全。中国经济安全的其他方面是否被忽视？

　　江涌：是的，舆论过分关注了外资并购下的中国经济的产业安全。实际上，本次产业安全的论讨主要涉及装备制造业，我们目前的装备制造业真的是到了非常不安全的地步了吗？其实，与中国的金融安全、能源安全比较起来，外资并购下的产业安全问题显然弱了许多。目前外资并购下的产业安全讨论和政策有些“矫枉过正”味道。

　　张小济：实际上，产业最大的不安全是我国一些企业技术、管理水平不高，在竞争中失败，而并不是所谓的外资并购和吸引外资。提高技术，也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改革开放只有二十几年时间，而发达国家有几百年历史。我们不可能要求企业一下子就达到它们的水平。事实上，引进外资后，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从整体上来讲，提高了一大步。我国大多数产业的竞争力提高、技术差距缩小，从这一角度看，产业安全状况在改善。

　　赵英：我们的研究认为，在总体上，我国目前的国家经济安全态势基本维持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等级上，但是某些指标有所下降。例如，能源、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这说明，我国已经经受住了加入WTO后的冲击，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在总体上是有限的。预计到2015年，中国经济安全处于“基本安全”的状况，相对于产业安全，能源安全问题更为严重。

　　《中国经营报》：我国目前的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状况如何？

　　江涌：我们应该跳出外资并购来观察中国经济安全。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金融风险累积、金融市场动荡是我国最大的经济安全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一些国家的财富一夜之间迅速缩水，经济崩溃，对于我们来讲，这些都是前车之鉴。

　　目前我国金融风险正在不断加大，首先是房地产泡沫的出现，房地产投机旺盛。而推动房地产泡沫的是银行贷款，如果一旦房价大幅下跌，会造成金融坏账；二是金融开放“失序”，面对海外压力，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有些慌不择路，开放“失序”。是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的，积极兑现；很多加入世贸组织时没有承诺的，还在加速推进。目前国内银行都在刮起一阵海外上市热潮，海外上市由外资投行承销、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许多银行的商业机密落入外资手中，对中国金融安全产生巨大的隐患。

　　另外，中国的能源安全也迫在眉睫。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是能源净出口国；从1993年起，中国从能源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中国经济未来的快速增长必须有大量的能源和资源作保障，能源安全问题不断突出。石油短缺是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风险，同时中国的石油进口有一半来自中东地区，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如果这一通道不保，就会出现能源供应危机。

　　《中国经营报》：能否具体说明一下未来经济安全重心的转变格局？

　　赵英：实际上，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我国经济安全的重心并不是外资并购，我国最大的经济安全问题是自主知识产权。当前，全球经济正从工业经济形态向知识经济形态过渡，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也在转变。在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是竞争力的主要源泉；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和知识生产则是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但是，就中国绝大多数地区而言，众多大型特大型企业核心技术“空心化”问题十分严重。许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产业以及主导产品的设计、生产，往往不是建立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而是依靠外国技术和装备进行生产。一些已经形成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对国外技术仍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特别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领先技术一般仍由国外公司控制。因此，中国在21世纪面临一个战略转型的问题：从模仿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从模仿发展阶段进入创新发展阶段。与工业经济时代对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一样，为了未来的利益现在就必须对技术创新进行投资。

　　另一个经济安全重点是资源环境可持续性问题。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战略资源依赖国外；二是国际污染转向国内。特别是后者，通过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全面加剧了中国资源环境的压力。

　　《中国经营报》：除此之外，我国目前还存在哪些新的经济安全问题？

　　江涌：除了金融安全和能源安全之外，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还存在跨国商务与投机风险的安全问题。国内企业迷信国际市场的规范，忽视涉外商务信用风险防范。至今，中国绝大多数涉外企业内部信用风险管理水平较低，只有11%建立了信用管理体系。由于急于海外扩张，对贸易对象信用风险了解不够，因此一些中国企业开始受困于海外坏账。据统计，中国出口业务的坏账率高达5%(发达国家一般在0.25%～0.5%)，“应收账款延迟收付”企业的比例超过50%。初步估计，中国出口企业的海外应收账款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还在以年均150亿美元的净值增加。

　　此外，国际金融市场的高风险、高收益诱惑着那些“走出去”而监管不力、内控不严的中资企业。近年来，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中储棉”以及“国储铜”等都因参与国际投机而导致巨额亏损，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破坏东道国金融与市场秩序，败坏国有企业乃至国家形象与声誉。

　　最后，全球化使得跨越国境的经济犯罪越来越猖獗。公安部统计显示，到2004年底，仅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就有500多人，涉案金额达700亿元人民币。全面加入世贸组织后，人财物的国际流动越来越便利、频繁，境外犯罪组织向国内渗透与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将越来越突出。近年来，中国与境外相关执法机构的合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一些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被遣送回国。到2004年底，中国与47个国家签订了71项司法协助的协定或条约，与23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但是与美国等涉我跨国犯罪高发的国家尚未签订双边引渡条约。因此，通过双边司法协助、国际刑警组织等手段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的只有很小一部分。由于跨国经济犯罪的复杂性与隐蔽性，已发现的犯罪活动只是“冰山一角”，而未发觉的迅速滋长的大量经济犯罪正不断侵蚀国家经济的健康。

　　链接

　　2006年2月13日，本报特别报道版在国内率先报道了凯雷收购徐工案，旋即引发了一场关于产业安全的全民大讨论。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当争论尘埃落定，我们又注意到了一个新的苗头——即以极端的民族情绪处理经济纠纷的经济爱国主义。呼吁对外资并购保持适度警惕是我们的出发点，但不甚理智的“经济爱国主义”却并非我们乐见的结果。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