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大师杜维明最近在一个访谈中指出，中国的儒学跟韩国比起来弱多了，这种劣势体现在知识分子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政界和企业界对儒家文化的推崇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儒学体现上。他认为，相对于韩国对儒学的保存发扬，中国百年来对古典文明传统的不断否定形成了文化断代。

　　从用意上来讲，杜维明先生旨在警醒国人要认真对待自己的文明传统。当然，且不管该论断的正确与否，这可以作为一个我们反观自己与别人儒学研究的契机，看看究竟哪里优越？哪里不足？

　　杜维明先生在访谈的最后道出了他在西方传播儒学的压力，认为最主要原因在于儒学无法找到合适的表述方式讲给西方人听，“用中文讲和用英文讲都不合适。”实际上，从中我们可发现，或许中国儒学彰显不足的原因乃在于表述途径和展示方式，而韩国儒学在表述方式和展现形式上贴近了西方学术和文化生产体制，更好地运用了这套学术范式。

　　实际上，韩国的所谓儒家大学成均馆原先也是中国古代的太学模式，只是在1946年用学校法人的模式改造为西方形式的现代大学之后，方才有了生存和发扬的可能，从其设置的各种课程，如工商管理、法学院等而言，也远远不是传统的儒学模式。并且，韩国近些年来通过国家力量大力发展儒学研究，举办各种国际研讨会，实际上也是通过与国际学术体系的接轨来宣扬其儒学文化。

　　在具体的儒学命题上，对于韩国儒学的所谓与现代化相容的各种特征，都仍在西学的各种命题窠臼之中。一个最经典的说法是，儒家思想的权威观念、家族文化及和谐哲学是促进韩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力量，其实该说法无非是套用了社会学巨擘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论题，来解释所谓东亚经济模式背后的精神文化因素。在这种命题下，儒学的根本价值还是能够促进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其实，杜维明先生在访谈中也谈到，西方人关注儒学的基本考虑，“基本上是伦理，包括个人的修养问题，还有社会的和谐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西方人根本上来讲还是要讲儒学转化为自身的价值理解，而并不是想真正地进入原本意义上的儒学。

　　其实，这涉及发扬儒学的两个向度：经济与文化保存。当然，儒学与经济发展一直是有某种紧密关系的。但儒学除了对经济的作用，本身还需要一定的文化保存，才能完整地被彰显。实际上，就民间保存的儒家文化因素来讲，中国跟韩国具体差别有多大，尚难定论。如果说，中国与韩国的儒学存在差距，那么很可能是因为表述方式的原因，是韩国更紧密地融入了西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并且将其适当地运用到了经济发展之中，使儒学有了实在的显性表现。

　　这诚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应该看到，韩国就是一个儒学为经济发展提供发展动力的典型。现在，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正是对以往单向度发展的一种适时矫正。而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将儒学的一些观点合理的加以运用，也将会再为经济发展铸就辉煌，这种显性的发展成果也将会为中国儒学的提振提供很好的论据。

　　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在文化保存上积极起来，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以自己的表述方式将其发扬，而并不是在现代化中一味自我否定，也不单单是从经济向度、运用西学范式来解读儒学。只有这样，中国儒学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