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政策应普遍回归国民待遇，鼓励真正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地利用外资，而非简单地购买设备，并适当限制外资对某些领域的过度介入。

　　今年前7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和新批外资企业数量双双下降，由此又引发了一番争论和思考。部分人开始担忧政府如果取消外资的国民待遇，会对利用外资带来不利影响，更多人则认为外资数额波动实属正常，更要关注利用外资的质量。笔者认为，除了政策和外部环境的作用之外，外资总额的下降，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市场开始拒绝低效率的外资介入，对外资质量的要求在提高。

　　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我国目前有必要在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总体思路的基础上，适时地关注外资政策的某些战略性调整。

　　关于利用外资的争论的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导向的困惑。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了中国的迅速发展，由此在经济管理意识与政策中逐渐浸染了重商主义的色彩。

　　不可否认，大量引进外资和促进出口，对增强国力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问题在于，当前形势下，有必要适度把经济重心转到国内，改变各级政府的重商主义倾向。

　　因为对于大型经济体来说，国内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在外向型经济的拉动逐渐弱化后，实现内部市场制度完善、技术自主创新、人民福利真正提高才是决定未来国际竞争地位的关键。当然，这并不是说要逆转外资政策，而是要真正使外资享受国民待遇，回归外资神话的本来面貌，避免过度利用外资。

　　利用外资还需考虑国际分工下的利益格局。随着发达国家逐渐把初级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也事实上成了全球的“初级加工厂”，高附加值产品和工业技术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而且初级产业带来的能源和环境压力日趋加大。

　　利用外资的初始目的之一就是引进技术，而外资似乎更乐意把中国变为中转加工基地，不会把更多资金用于更新改造和技术支出。同时，在承担了“初级加工厂”地位后，劳动力技能提高也受到损害。依靠劳动密集型生产吸引外资的模式，使得维持较低劳动力价格成为政策常态，低工资使劳动力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技术工人普遍缺乏，这种危害也是长远的。将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收入改革引起劳动力价格提高，甚至不能奢望外资还能继续给予中国“初级加工厂”的利益。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在吸引外资中，除了劳动力低廉和优惠政策，我们还有什么？

　　利用外资的另一初始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而在全球普遍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这个前提已经不存在。

　　一方面，优惠的外资政策吸引着各种形式的外部流动性输入，客观上造成汇率机制的压力。

　　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明显地过度使用外资，并对国内民间资金产生“挤出效应”。因为对于地方政府，引进外资项目往往会比利用民间资金更体现出政绩。大量积累的民间资金无法找到出路，金融机构的资金同样运用乏术，除了制度等因素外，不能排除无效利用外资的间接影响。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外资来源地前几位多了“开曼群岛”之类的地方，背后大多是国内资金改头换面回来享受优惠待遇，适当控制无效外资就涉及到公共利益和经济金融效率问题。

　　总之，需要重新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外资的作用，认清全面重视内部市场建设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外资政策应普遍回归国民待遇，鼓励真正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地利用外资，而非简单地购买设备，并适当限制外资对某些领域的过度介入，例如需要保护国内产业竞争力的领域，又如抑制外资投入到短期化、高耗能、高产值、资本密集型项目和环境污染严重的低端产业链项目。当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一蹴而就，目前需要的更多是战略理念的转化。

　　□杨涛（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