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资本严重不足是中国银行体系的巨大隐患。近年来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明显上升，是中国银行体系从整体脆弱与严重不稳定状态逐渐走向健康、恢复稳定正常的最重要标志。它对于中国银行体系在中长期的健康发展，金融系统与宏观经济稳定，以及经济可持续的快速发展，皆有着深远和积极的意义。

　　中国银行业资本并非过多

　　近年来大规模的政府注资，可观数额战略投资资金的交割到位，以及交行、建行与中行IPO相继发行成功所募集的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这些机构的资本现在已经过多。其实，即使经过注资、引资与股票市场IPO的大规模募资后，交行、建行、中行的总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为12%，也只不过略为超过中国监管要求8%的最低线而已。笔者认为，低双位数的CAR值对于这些大型银行来说并不太高，从银行业未来健康发展的需要出发，应该说刚好达到一个审慎适当的水平。

　　香港的银行平均CAR高达16%，新加坡的银行平均CAR为14%。在OECD国家，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也是在10%以上。所以，按照国际标准衡量，12%这一代表了中国银行业的最高水平的资本充足率并非过高。

　　其实，这种苹果与苹果的简单比较，还可能相对夸张了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鉴于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的现实，一方面GDP增长迅速，居民储蓄率较高，而金融产品渗透率相对较低，为银行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显著高于国际银行同业的成长机会；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律监管环境与信用文化尚不健全，银行自身的内部风险管理依然薄弱。发展与风险这两方面，无论是单独来考虑，还是结合起来考虑，都要求中国的银行业具有相对于国际同业而言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香港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银行业已较发达。无论是住房按揭贷款还是信用卡，银行产品的渗透率已达较高水平。同时香港的法律监管环境非常完善，银行管理水平也相对较高。人们或许有理由质疑香港银行的CAR是否过高。但是，在香港金管局的严格要求与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各家银行经营的格外审慎保守，资本充足率一直维持了中上双位数的水平。在1997-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香港由于其开放的金融中心地位，首当其冲，但银行体系始终安然无恙，从而维系了公众与国际投资者的信心。银行雄厚的资本，是保障香港银行体系平安承受亚洲金融危机与长达五年通货紧缩这样极端压力的关键因素。

　　如何安全有效利用资本是银行的新课题

　　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资本充足率突然的显著改善，也有可能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潜在后果。那就是，信贷资产在短期内迅速的扩张。在重组上市后，募集的大量资本有可能使银行管理层头脑发热，变得大手大脚，贷瘾大发。主要基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认可与憧憬，投资者愿意以接近两倍甚至两倍以上市净率的高价认购中国银行机构IPO的股票，意味着股权资本融资成本很低。但募资太易、成本太低往往会导致企业盲目“烧钱”，如同人们在网络泡沫时期所见证的那样。

　　当然，更可能的情形是，重组上市后，银行利润意识更强，资本市场与媒体对利润增减变化的关注与敏感度也更高。而增加贷款赚利差收入至少在短期来说是提升盈利的最可行途径，一部分是因为监管的死板与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但一部分也是因为中国的银行机构对许多新型业务还不够熟悉，但对贷款却是老马识途，驾轻就熟。

　　此外，名义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在实际上管理有余浮动不足的现行汇率制下，国际收支账户持续双盈余使得央行强力货币增速过快，银行系统流动性过足。松弛的货币条件也是刺激银行信贷急剧膨胀的宏观政策因素。

　　因此，如何安全有效率地利用资本，是对中国银行业的崭新考验。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银行并不太花工夫制定严谨的中期业务规划和对各项财务指标与盈利的预测，以及与之相应的集中化的资本预算与资本管理计划。这就是为何中国的银行通常不设“财务总监”这一对于欧美金融机构来说至关紧要的高管职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后，中国的银行机构应按最佳惯例，向股东负责，对其资本进行尽职谨慎与有效的管理。

　　所谓尽职谨慎，就是通过严格的风险管理，提高资产质量，降低信贷成本，力图避免贷款决策错误或其它不合理的经营损失，保证股东资本金的安全。

　　所谓有效，就是采用科学先进的财务管理策略，使资本得到最合理的运用，推动银行业务快速而稳健的发展，保障盈利的持续成长与净资产的不断增加，从而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首先，资本金的使用要符合银行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银行应优先将资本投入到最能获得盈利有机增长的各项新型业务里，包括住房按揭贷款、信用卡、消费信贷、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与资产管理、库房投资、利率与外汇衍生工具，以及各种收费业务。同时，必须保障业务支持系统尤其是IT、内控、合规与风险控制所必需的资本投入。

　　其次，银行可以把握适当机会，动用资本进行整合与战略收购。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2007年中国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全面开放本国银行体系后，中国一些具备条件的银行，可以考虑动用“剩余资本”以现金资本和股票的适当组合，作为本土与跨境收购的“弹药”。国际上一些有卓越管理团队与执行力的银行，把“战略收购”作为为股东配置“剩余资本”的首选考虑方案。

　　第三，当有机成长与并购成长机会不多或不够有吸引力时，银行在资本的使用上应当充分“自律”。优先考虑的方案应当是动用“剩余资本”进行股票回购，把部分资本返还给投资者，同时可以支持股价表现。另一与股票回购相似的方案是增派股息。香港与欧美银行的派息率往往较高，就是因为银行管理层认为这些市场能提供的成长机会有限，增派股息是回报投资者的较优选择。

　　总之，中国的银行机构在首次突破了长期制约稳健发展的资本金瓶颈之后，银行在运营政策和财务政策上必须有更严格的“资本约束”。资本多了以后，切忌“掷金如土”，而必须千方百计地用好股东的每分钱。在资本充足率上升后，如何安全的有效的利用资本，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新课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