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学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象牙塔。

　　自大学产生以来，其发展即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探求大学的发展之道也决非仅仅是大学的墙内之事。

　　人们在剖析当今中国大学存在的种种弊病时，不妨先把眼光放远一点，看一看大学与技术、与社会、与思想的互动历程，或许能从中寻求中国大学痼疾的病灶。

　　学者李晓宁以“变化的世界与大学的变化”为题曾在清华做过精彩演讲，他对大学的发展和变迁的宏大历史视野引人深思。本报诚邀李晓宁撰写“把获得真理的力量传给学生”一文，是为“追寻缺失的大学精神”系列之四。

　　1. 科学技术研究进入大学

　　讲教育发展不能只讲大学墙里面的事。我要把墙里的大学发展和墙外的社会变化挂起钩来。

　　早期希腊沿海城市相对文化发达，比如拿波利、佛罗伦萨、比萨、法国的尼兹，有很多比较好的老师。海上交流比较多，知识传播得比较快。在博洛尼亚，很多学生租房住在一起。他们想，我们一个个地找老师求学，还不如凑钱把那些老师一起请来讲课。不仅省钱省事，关键还能聆听不同观点的老师进行辩论，这样就有了博洛尼亚大学。

　　在欧洲有争论，有人认为博洛尼亚大学不是第一个大学，巴黎大学才是第一大学，其实时间差不多。当时在巴黎也有很多求学的人，组成了很多同乡会，叫“民族团”。但是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不一样，早期博洛尼亚大学以学生为主导，所定制度对老师来说非常残酷。今天请老师来讲课，明天早上就可以把老师赶走。而巴黎大学是老师们先开始成立了一个联合会，与学生的联合会进行谈判，最后实现了教师主导，学生要来学习，就必须要达到几个条件。如果学不好，学校就可以开除他。巴黎大学的校戳，在1241年写的是巴黎师生联合会，到了1252年才称之为巴黎大学。

　　早期大学基本是人文科学，比如当时的巴黎大学只有医学、文学、法学和神学四个学部，这与当时的社会需求是吻合的。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自然科学成长壮大的发端。博洛尼亚大学的哥白尼和佛罗伦萨大学的伽利略从天文上打破了旧的学说，自他们开始，自然科学得以长足发展。巴黎大学后来扩展时，第一个接受的学科不是工科，是药学。后来即使工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巴黎大学还是不接受工科。也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进入到了巴黎大学里。

　　英国人一直落后，到了15世纪以后，英国人才逐渐走在了世界前面。为什么呢？是英国人聪明吗？我看不见得，主要是特殊条件促成。

　　当时在全球，包括欧洲大陆和中国，最稳定的生产条件是有一块好地。只要有了一块好地，你把地好好地种上，可供养很多人。定居农业的民族称为最富有的民族。英国人农业不发达，牧业发达，靠近海岸，所以重商主义并不是英国人主动选择，是条件所逼。在古代从事牧业、狩猎业的民族是碰上灾荒就濒临生存危机。连吃的粮食、盐都没有了，就只能向外乞求。乞求不成，就会发动战争打仗，通过劫掠争取生存。

　　这里我要讲一个英国商人的故事，叫格雷山姆，赚了很多钱，但没有儿子，格雷山姆立遗嘱，用他的遗产建立了一所以科学教育为主的学院。当时大学只学神学、法学。格雷山姆发现，那么多大学为什么没有人替我们商人解决一些问题呢？格雷山姆立遗嘱要求这所学院除了教授神学、法学之外，还要教如何使用望远镜、六分仪等与航海有关的技术，这样就把实践的内容揉进去了。格雷山姆的遗嘱在1597年被执行了，而且学生学习时免费的。

　　这里我还要插进一个问题，那时科学研究的资金来源往往是遗产基金。特别是那些没有儿子的人，还有教会教士的遗产。这主要归因于教会革命后的一个重要规定：教士不准结婚。于是教士的遗产就不能嫡传给他的孩子，而是由委员会来处置。委员会设法使钱用在最该用的地方。并且在欧洲还要征遗产征税，很多人觉得与其把钱交给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人去处置，不如在生前将它捐赠给一个慈善组织或者作为科学基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会规定和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

　　后来查理二世国王的近臣去格雷山姆学院视察，发现很多著名人物譬如：威尔金斯·牛顿等人都在那里授课，就将这所学院改为皇家学会。英国皇家学会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诞生了像牛顿、波义耳、达尔文、法拉第等一批科学家。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是皇家学会奠定的。这是科学家所研究的课题，不是教皇指派的，也不是皇帝的，是来自一线的实践带给科学家的。

　　当时欧洲大陆也有个巴黎科学院，法兰西学院。但是因为他们的经费都是皇帝给的，大学里的教师就只研究一些比如如何使皇家花园里的喷水池更好看，怎么养好皇家花园里的奇花异草。一切都是为了讨皇帝的欢心，并不关心科学技术对社会有什么用处。

　　中国也是如此，清朝的苏州制造局可以造出能用软笔写的万寿无疆的钟表，表机械功能也十分强，斜面、蜗杆、齿轮、游丝这些功能都具备。但是那些工匠为什么不去做工作母机呢？不做枪炮呢？我们的能工巧匠都给皇帝做玩具去了。

　　拿破仑是炮兵出身。攻打土伦的时候是一个少尉，土伦要塞城墙很高，当时的臼炮，打不到墙后面保皇党的指挥所。拿破仑的数学很好。他算出了炮弹运行的抛物线轨迹，打到了高墙后面，取得了胜利。人们为此而尊敬他，他也由此而发迹。

　　拿破仑创办了巴黎高等工业学校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还强行把那些工科专业塞进大学里去，如果大学不接受，就将其解散，最后他干脆把全国的大学改为帝国大学。

　　战争和贸易是人类发展的两个主要形式。英国通过贸易、重商，使大学发展起来了。法国人靠战争用工科专业带动了科学技术。

　　在欧洲，德国人是比较晚进行工业革命的。德国的容克地主躺在葡萄园里，喝着醇美的葡萄酒，多么惬意。但是有一天英国人到酒吧里拿着一袋子钱，摆在他们面前。开始几十杯、几十杯的要啤酒时，他们宁静的日子被打破了。他们开始怀疑，英国人那来的那么多钱？德国人后来明白是英国人用机器挣来几十倍于农业的钱。

　　德国意识到要搞工业革命时出了一个人——威廉·冯·洪堡，德国的教育大臣，著名学者。他弟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理学家，威廉·冯·洪堡本人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很有名，出了很多著名数学家，诸如高斯等等，成为哥廷根学派。威廉·冯·洪堡建立了柏林大学，提出了洪堡原则：德国的工业革命起步晚，怎么赶上，一是要研究法律，二是要研究用什么样的技术才能加快工业化进程。洪堡原则提出教学要与科研相结合，于是科研走入了大学校园，大大影响了教与学两个方面，学校里第一次不是广招学生了。

　　研究生制度是后来在美国完善起来的，当时还没有。当时德国有的大学生毕业后不离开学校，留在老师身边，老师让研究生去工厂实习。而且，老师也经营企业，一边上课，一边要照顾自己的企业。

　　洪堡原则迅速使柏林大学、波恩大学、海德堡大学与欧洲其他的大学变得与众不同。其他国家教授穿这体面西装，上衣口袋别着三尖峰手绢参加晚会时，德国的教授却钻进了煤窑里开始研究。柏林大学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诞生了很多哲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社会学家。当时的美国人最希望的就是去德国大学留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大学都为天下学子所景仰。中国人在清朝末年，开始赴西方留学时，很多人也瞄准了德国的大学。

　　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二次大战把德国大学摧毁了。最可惜的是哥廷根大学，哥廷根大学是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完全被毁掉了。浩劫过后德国的大学走进了低谷。柏林大学战后划归东德，教育水平下降。但是最近，两德合并后，德国的大学迅速发展。柏林大学在世界上所排名次，三年前进了25位。

　　2. 实用精神带动美国大学教育

　　到底是美国的工商业带动了大学的发展呢，还是大学促进了工商业的进步？总之，20世纪，美国的大学超过了欧洲的大学。

　　美国众多有名的大学都在东北部。其中，杰佛逊创立的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中有两个重要改革，一是不教神学，一是学生自己可以选课，这也是教育史上重要的变革。经历了南北战争后，美国人创立了技术学院和社区学院，将大学机制大众化。美国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国家。后来将大学社区化，所以建立了很多技术学院。但哈佛和耶鲁始终不认同这样的理念。

　　我认为真正代表美国大学精神的是斯坦福大学。铁路大王利兰德·斯坦福的儿子15岁在哈佛上学的时候不幸亡故。他的父母找到哈佛校长希望以儿子的名义为学校捐赠一个学院，但遭到了拒绝。

　　老斯坦福当时很生气，于是他决定回家乡去自己建一所大学，将自己8800英亩的农场分成两份，一块地做校区，一块做生活区，建立了斯坦福大学。老斯坦福本人文化素质不高，无法承担校长的职务。于是他就到处寻访，在印地安纳大学找到了乔丹校长。乔丹后来在斯坦福当了23年校长，他曾说：我们教师和学生在大学里应该建立一种精神基础，为人类文明延续而勇战。它不为传统所禁锢，不为外部所阻碍，还可以勇往直前。我们要把搞社会教育的无价之宝传给学生，把获得真理的力量传给学生。其中“不为传统所禁锢”就是斯坦福的特点。

　　老斯坦福在建校的典礼上说：“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年轻人来找我，但我又怕那些说空话的青年。社会使得成功的青年必须是事业家。因为人生的成功必须经历培养发展与创造。一个人不被创造也不会被建设，我认为人类科学对培养人的心智精神特别重要。人类就是要讲创造性。”后来的美国总统胡佛就是斯坦福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于采矿专业的胡佛，后来成了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而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在美国学界也是鼎鼎大名的。

　　1893年，老斯坦福死了，学校的整个重担压在了他夫人身上。这时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老斯坦福的所有财产被冻结了。有人这时就劝斯坦福夫人停办大学以渡难关，至少是暂时停办。斯坦福夫人闭门考虑了两个星期，然后告诉乔丹校长她不打算停办斯坦福大学。高大的乔丹校长当时感动的甚至跪在了斯坦福夫人面前。

　　斯坦福夫人和乔丹校长一起努力，终于使得法官允许他们从冻结的资金中，每月拿一万美金来用。第一个月只拿到五百美元，乔丹校长连夜走遍校园，将钱分给了最急需的人。但正当问题似乎要解决时，新的问题产生了，老斯坦福当年修铁路的时候向政府贷款了一千五百万美金，联邦政府决定无限期地冻结斯坦福的财产，理由是为了保护政府投资。1896年9月22日斯坦福夫人又去找总统。总统表示自己是政府的人,没有办法随意撤销政府的决定，但建议她就此到法院去起诉政府。一年后，斯坦福夫人起诉政府。法院判决联邦政府败诉。1898年，政府宣布斯坦福的所有财产解冻，斯坦福夫人随后将所有资产变卖，将所得的1100万美金——她的所有家产，全部捐给了斯坦福大学委员会。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笔巨款拯救了斯坦福大学。对此，乔丹校长十分感激地说：“斯坦福这所大学，命运系于一个善良妇人。”斯坦福大学后来成为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大学。在硅谷93%的经营者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

　　回顾大学的发展历程，先是早期教育，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的成立，后来是工业化与英国、德国的大学，继而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与大学的发展。今天的大学，我认为斯坦福是个方向。 美国有一种说法：如果你的家里没有钱，但你很用功，你可以读哈佛；如果你不用功但是很有钱，你可以读斯坦福。人们听到这种说法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哈佛的学费比斯坦福低。以为斯坦福的学生质量比较差。哈佛的学费大概是13万美元左右，斯坦福大概是11万美元左右。哈佛主要考虑学生成绩，并不在乎学生有没有钱，并且有多种途径可以帮助穷的学生解决负担。斯坦福有名是因为世界各国的政要和富商的孩子在斯坦福。但是那只是新闻记者的看法。斯坦福大学1951年从大学校园划出了斯坦福工业区，创造了硅谷，孕育了英特尔等很多公司，大大促进了社会发展。

　　一个大学要是只靠名人效应就没什么意思了。一个学校，靠的是整体创造力，看的是到底做了什么。就像潘恩和杰佛逊墓碑上的故事。潘恩的墓碑上写到“潘恩——《常识》的作者”，杰佛逊的墓碑上写的是“杰佛逊——《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弗吉尼亚大学创始人”。其实潘恩是大陆会议的外交秘书，杰佛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这些职务都没写在墓碑上。这两人都是在美国独立过程中都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墓碑是自己撰写的，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做了思想的创新工作，又做了新思想的传承工作。

　　3. 培养官僚？研究学问？还是功能服务？

　　在中国，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就是培养官僚的，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宗旨。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他去德国留学，学习了洪堡办柏林大学的经验与原则，他回来改造北京大学，才开始提倡大学以兼容各种学派、研究问题、教书育人为主了。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里程碑。还有很多的教会大学，承袭了西方大学教育的传统，把西 方教育的思想与方法带进了中国。

　　中国一直没过工业革命的一关，中国的大学亦受此影响。清华大学并非中国要工业化而建立的，是因为洋人打进来后促成的，西方思想通过大学这种形式灌输进来。京师大学堂开办时的中国，大学主要是培养官僚，学者多数还是那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人。天天修身养性，敌寇攻进来了，马上变成了一群不战、不和、不降、不走的笨蛋。

　　即便是研究学问，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学的文科师资比理工科强得多，尤其是文学与历史，夸夸其谈的文人颇多。清华不是有个“行胜于言”的校训吗？“行胜于言”就是针对当时现状，提倡多做一点事，少说些虚话。但现在过分强调“行胜于言”，就有一点问题了。现在中国大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弱，尤其人文部分更差，应增加更多关联度高的一般知识。

　　说中国大学就要说1952年的院系调整。1949年以前的大学专业设置，本来就有点营养不均衡。早期文史哲方面有很多大师，例如陈独秀、钱穆、胡适、刘半农等大家。但理、工、农、医都比较差，我们连个普通的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你让陈独秀去造自行车去？建国后，1952年大学开始院系调整，打破了大学自治的格局与自组织的状态，主要是学习当时的苏联。很多综合性大学变成专业大学，又建了很多专业技术学院。这次院系调整对我们的大学伤害很大，破坏了大学的自治性，也破坏了大学几十年自组织、自适应的状态。大学是一个有机体，但这次调整使很多大学功能简单化，再要恢复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比如我想学希腊哲学，吃一瓶希腊哲学药马上就变成了希腊哲人了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这种药。一个大学更要好多年的自组织和自适应的过程才会比较完善。

　　现在有一个现象，因为大学图书馆的很多书已经旧了，所以必须看新书。大学教授们、老师们一年看多少本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平均看几本？我得到的印象是学生读新书比老师多。我想问问，看新书少的老师怎么教看新书多的学生呢？不看书，你怎么教学生？

　　目前全球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运动正在中国发生。城市化不是开玩笑的，要把农民变成市民，仅礼仪训练就不容易。城市化要使整个生活有组织化，要懂得更多的法律，要懂各种各样城市人际的关系。在此之际，我们的大学能做些什么？我们做了什么？现在大学做的都是学校里的知识分子目力所及的事。比如，如果我是研究计算机程序的，一看大街上堵车了，我就研究个ITS系统；我们到超市买东西结账排队，就想做个好的超市结算软件，这些都是眼睛看到的。那么没有看到的呢？还有更多需要做的事。在新时期大学是干什么的？今后大学趋向是什么？

　　随着社会的发展，墙里面的大学会变化，大学院墙就会慢慢消失。大学越来越普及化，更多墙外的人也在研究新问题。谁研究透了新问题，谁参与进来，就有权威。墙里的权威垄断的时代，只是过去了。

　　中国现在各个行业的知识分子应该深入生活与生产实践中，了解现状，运用人类已经了解的基本理论和实用的技术，不断的分析，打破原来垄断我们头脑的过时的东西，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要提倡不自欺，不欺人，提倡探索新事物和提出新学说的精神。中国人在这个方面还差得太远。

　　然而，纵观大学的发展史，中国人最应该在这个历史时期对世界作出贡献。你看日本人，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他们办的大学不是一流的。所以十年来，日本经济一片萧条。这只是一个表征。它的大学不行，它的各个方面都不行。美国为什么行？是因为美国有三千多所优质大学。如果把美国三千多所大学都弄没了，美国就完了。只要三千多所大学还在，它就能富强起来。

　　现在大学教育方式办成了中学教育的延伸。大学不是中学的延伸，而应是自主学习的开始。全球化、信息化、教育终生化都对大学教育起作用。我们要保存知识、传承知识，所以既要基础性又要实践性，这两者不是矛盾的，而是互通的。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我们审视我们走过的路，发现新价值和获取的途径。

　　大学是依靠自己自治还是政府支持？我不是反对政府支持，但更要重视大学的自治性。现在大学学生要交学费，但中国大学主要还是靠政府拨款支持。美国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走了弯路，就是大学60%经费靠政府支持。后来美国人慢慢改变，增强了大学自治性，大学的创造性随之增强。大学最重要的事是教什么、学什么、研究什么，而怎么教、什么人来教是其次的事。有人问我怎么评价教师末位淘汰制。我说，首先提出的应该是教什么的问题。什么事情值得去研究、去教？这是最重要的。从教师待遇上分析教改问题，就像分田分地似的，分配不均了，老师为自己的利益打起来了，而不是为了教学生什么知识、什么专业问题打起来了。孰轻孰重？这些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大学走过的路和大学的精神和原则，都是和解决人类发展中的大问题有关系。看看现在的环境。有人研究转基因肆无忌惮，搞不好生物界要受很大影响，世界会因此崩溃。

　　古希腊不讲多少技术，那时不需要多少技术；而我们的先人也讲天人合一，但现在天人合一不行了。我们在水泥路上走，坐在汽车上，连土都碰不到。人文科学和这些技术科学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们唱唱同一首歌就算提倡人文精神了，是不是就环保了？不是的。我们研究环保，只注意研究水和空气的环保、物质的环保，这是不行的。我认为，是人的心灵不环保了，为什么要去发展破坏世界的技术？为什么要研究转基因？为什么要生产成吨的毒药？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武器？为什么要把人类生活变成这样那样？就是这些很简单又很重要的问题在困惑我们。我们的大学能为我们的城市化过程提供什么支持和分析？

　　我提到的斯坦福夫人，这位老太太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我不认识她，不是特意为她的亡灵鼓噪，特意地祭祀她。今天我说起她，是因为我们都有一种相通的精神——她给人类带来了光明！这是最重要的。知道吗？孩子们。

　　（作者系中国社会调查所副所长, 原国家发改委国际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科学决策》杂志执行主编,曾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策划、CCTV-新闻频道《央视论坛》总顾问。）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