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摘要：为了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人们必须拥有道德的自我约束，有了道德的约束，企业主不屑于使用童工，青少年也不愿加入童工的行列，法律执行的交易成本就减少到最低限度，国家也由此开始迈上了一条长期、有效的经济增长之路。

　　近日，杭州市劳动保障监督支队在对龙井路的“醉白楼”酒楼的突击检查中，发现有5名未满16岁的服务生，明显构成“非法使用童工”。但是，正当执法人员准备下发处罚通知书时，当事人向监督支队事后提供了一份内容为“我校烹饪专业培训学生××等5人，在杭州醉白楼餐饮有限公司分批进行社会专业实习”的实习证明，落款单位为“杭州中策职业学校教导处”。

　　尽管事后劳动监督部门对这份社会实践证明提出了众多的质疑之处，表示将继续追查到底，但接下去的调查取证会非常困难，执法人员很有可能放弃执行而不愿耗尽更多的行政资源。一项旨在保护青少年劳动权益的法律因此很有可能最终失去实质性的保护意义。也就是说，法律强制的童工保护很有可能由于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高昂监督成本而失灵。这也正是为什么政府对非法使用童工的惩治力度很大，但仍然无法根治这一社会恶瘤的主要原因所在。

　　此类情形下的劳动契约是典型的不完全契约，具有第三方的不可证实性，很多条款和细则很可能只有老板和童工心知肚明，而作为第三方监督的政府执法部门却无法完全了解。因此，为了各自的利益诉求，老板和童工很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相互勾结，欺骗政府执法部门，使得政府执法部门对童工保护的监督成本急剧增加。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本身就缺乏相应的公共投入，一旦进入到如此高昂的执法成本过程之中，就很有可能选择放弃这一形式上的童工保护。甚至在县级财政压力和政治晋升考核制度的双重影响下，地方政府也成为这些中小企业“俘获”的对象，“睁一眼闭一眼”。

　　实际上，政府对童工管制的失败还不仅仅在于此。由于政府的强力管制，一旦非法使用童工被抓获，企业一方将负起绝对的责任，并进行相应的行政惩罚。而童工由于生计不得不进入“黑市”与私营老板暗中交易，而老板会以被抓的惩罚风险来要挟童工，逼其大幅减少工资收入，从而进一步恶化了童工的生活水平。

　　谁能料到，由于执法过程中高昂的监督成本，原本保护童工的法律非但不能改善童工的合法权益，反而恶化了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水平。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似乎童工权益已陷入保护与非保护的矛盾漩涡之中，无法自拔。

　　我们该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

　　目前，国内正出现一股激进的改革思潮认为，在转型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手段，钻国家法律法规的漏洞，牟取超额利润。这是天经地义的市场行为，是自由市场中应该具备的企业家精神指向。那些企业家也认为，这些钱都是他辛苦赚来，有何不义？乍听此言，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对自由市场的捍卫。其实，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是什么造成了执法过程中高昂的监督成本呢？尽管这些企业都在“合法”的外衣下掩饰得非常漂亮，但结果是法律执行的高昂成本和整个执法体系的崩溃。在这里，正是由于转型过程中人们一味地追逐个人的利益，从而丧失了对社会基本道德标准应有的关注，使得整个社会不得不承受超过经济发展的高昂交易成本。

　　为了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人们必须拥有道德的自我约束，有了道德的约束，企业主不屑于使用童工，青少年也不愿加入童工的行列，法律执行的交易成本就减少到最低限度，国家也由此开始迈上了一条长期、有效的经济增长之路。当然，道德不是与生俱来的。从西欧的经济史来看，道德应该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延伸物，在后工业化阶段出现的一个社会节约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工业革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哪来的道德可言！资本家唯一的动力便是利润。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家不得不从狭义的营利中走出来，关注社会的长期发展，那么广义的道德也就变成自然而然的角色而出现，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再是空想的卫道士，而是企业的一条基业常青之道。

　　中国现今的转型改革也正处于这一转型阶段。尽管曲折，但我们仍然能够清晰看到改革的方向和希望所在。

　　本文原题为：法律被高昂监督成本消解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