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有报纸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披露沪上有个居住小区，因居民担心电磁辐射污染，致使电力公司欲在该小区新建变电站的施工安排整整3年不能落实。类似的情形并非个案，也并非“上海特产”。

　　早年，居民的维权意识不强，更缺乏群体的维权自觉，面对处于强势地位的电力、电信等公司，往往只能束手就范。这些年，居民的维权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了，博弈的技能也跟着长进了，居民群体甚至开始聘请律师参与维权。同时，作为建设方，碍于法制的威慑力量，硬来的手段也不大敢使了。无奈之下，建设方试图用专家来说服居民，可专家却并非都具说服力和可信任度。于是乎，有的诸如变电站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无法按时开工，只能请城管甚至警察出面干预。倘若冲突比较激烈，干预手段又不得当，群体事件则成为不当干预的“副产品”。

　　面对一个利益主张日益多元、民智开启民权觉醒的社会，假如仍然采用“以大局为重”的传统说教套路，已不灵验了。务实的思路是，一方面，引导居民科学认知各类非物质污染的危害和防护办法，另一方面借助市场化手段对作出牺牲的居民群体适当予以“利益赎买”。而从治本的层面，针对城建设施所引发的民事矛盾，社会应当建立一种法律和行政手段之外的长效化解机制，这就是社会学所主张的“利益协商机制”。

　　一座和谐的城市，高楼大厦霓虹灯少些没关系，利益协商机制的缺席却是万万不能的。倘若城市社区有各种分工不一的“利益中介”组织，那么，诸如变电站的建设方就不必面临小区居民无序的群情激昂，改由与小区居民聘请授权的“利益中介”进行相对理性的利益商谈，最终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建设方案。

　　同样，专家的“权威”解释之所以不被居民接受，很大程度与专家的身份有关。外国的做法是，若要证明电磁污染是否成立及程度，出具环评报告的机构一定是独立于政府和电力系统、具备法定资质的第三方。这样的“第三方”不但大量存在于技术鉴定领域，也存在于司法、社保、劳动、教育、卫生、城建等一切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在这里，具备法律效力的“第三方认证”或“第三方仲裁”，亦是城市乃至整个城乡社会利益协商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利益冲突频发是转型社会的一大特征。我们所共同生活的城市里，不讲理的“过度维权”不是没有，但绝对是极个别现象。更多因维权并表现为“对峙”的所谓“过度维权”，其实恰恰是维权通道有限，手段落伍，缺乏规则、标准和程序的无奈表达。可见，构建和谐城市，具体到城市管理和市民生活方方面面，既要改善市政设施、社会保障这样的硬件，也得开发利益协商机制这等软件。

　　作者鲁宁个人博客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