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弱的银行体系，可能带给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银行信贷规模的过快增长，可能导致出现更多的问题贷款，银行体系将不得不依靠政府的帮助来解决这一问题，从而给政府带来财政支出压力。其次，中国的银行体系还不能有效率地分配资本，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尽管这一问题在中国GDP以每年增长超过10%的速度时显得并不突出。

　　薄弱的银行体系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政府对银行体系持积极的支持态度，从1998年起，花费近4500亿美元对银行进行重新注资及关闭那些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这个数字相当于2005年中国GDP的18%左右。中国政府有实力对银行采取类似甚至更大规模的支持举措。今年，中国财政收入将稳步增加到占GDP的20%以上，而这个数字在10年前还不到12%。与此同时，中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这些因素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很强的灵活性。实际上，标准普尔于今年7月给予中国A级主权信用评级时，就已经考虑到了因重整银行体系而可能发生的或有财政成本。重新注资成本加上直接债务，可能将政府债务增加至 GDP 的60%~70%。

　　政府的支持态度，有助于中国银行体系的整体发展，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薄弱的银行体系对资本所进行的分配是低效的，并没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还会承受持续压力。也许听起来这很荒谬，但在这样一个过去10年里平均年经济增长率超过8%的经济体中，作为中国金融体系主导的银行，对经济中的非国有部门行业（私营部门）作出的贡献非常有限，而这些部门却是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动力。

　　银行的低效率资本配置

　　中国的银行体系在吸收存款上有很强的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其他可替代的投资产品。但是银行把大部分存款分配给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比重正在逐步下降。对于一个正常运行的金融市场，其任务是要把储蓄分配给那些更具盈利性的投资机会，而中国的银行体系一向把绝大部分贷款给予国有企业，这使得中国银行体系的作用更像是维护社会稳定，而非支持经济增长。

　　这并不是说国企可以无限制地获得银行信贷。恰恰相反，信贷配给作为一种手段，曾被政府用来迫使小规模的和表现薄弱的国企关闭，这导致国企员工在城镇产业劳动力中的比例从1998年的57%，跌到现在不到40%，下降的数量相当于3000多万员工。如今，国企仍然是大部分银行资金的贷款对象，但其只占到GDP的大约1/4。相比之下，私营和外资企业占到中国GDP的一半以上，并且是新增劳动力最大的市场，却只获得了不到1/3的银行贷款。

　　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低效率的资本配置还体现在中国生产单位产出需耗费较高的投资。中国现在用接近50%的储蓄率来拉动8%~10%的GDP增长，而印度（同样人口众多并处在相似发展阶段）却用一半的储蓄率实现了稍低的GDP增长速度。国家统计局在1998~2003年，对16万家企业进行的研究后也发现，私营企业的每单位产出投入资本仅为国有企业的一半。中印之间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经济中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占有更大比重，而印度有着规模更大更有活力的服务业。但是，不同的经济结构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反映出两国金融市场是如何对储蓄进行配置的。

　　目前，高速增长的公司贷款继续对强劲的投资增长提供融资，导致某些行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产能扩张最明显的行业包括移动电话、金属、钢铁、汽车、水泥和建筑行业。在中国，银行融资主要支持的是对贸易部门的投资而非对服务业的投资，这种模式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抵抗外部冲击能力不足，尤其是在出现全球贸易放缓或人民币汇率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扭曲经济结构限制货币政策灵活性

　　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扭曲了经济结构。对处于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中国银行业相对于整体经济而言，规模过于庞大，而资本市场规模仍然很小。企业主不得不依靠内生资本或者国有银行来获得增长所需的资金，而家庭除了住宅之外，也没有什么投资产品可以让资本升值。以上现象导致的结果是相当高的储蓄率，因为企业要筹措资金以支撑发展，家庭则需要将现金储蓄起来（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并没有阻止人们储蓄的热情，因为储蓄投资收益甚微，甚至为负，人们不得不将更多的钱存入银行，以支付未来开销，这种选择在政府无法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时尤为重要。）

　　最后，由于需要应对薄弱的银行体系，中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由于顾及到银行贷款质量不佳、担心实际利率潜在升高对一些实力较弱的借款人会产生严重影响，使得中国政府不愿意大规模地提高利率。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开放资本账户。除非银行体系能够实现可持续盈利，否则考虑这一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作者为标准普尔亚太评级董事总经理，本文是作者在8月22日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讲话。翻译整理：陈达）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