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有水的流痕，官有官的轨迹。接触的美国官员多了，发现会点儿中文的高官还真不少。开始以为时髦，但仔细一查，时髦背后有真章：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热门课题，“中国背景”已成为不少美国官员晋升的资本。

　　最突出的在财经领域。比如新任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她日前在北京演讲时就坦陈：自己对中国是“相当的熟悉”，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参议院工作人员来访过；90年代曾参与摩托罗拉公司在华投资的规划和谈判。此外，在担任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时，她还开设过对华贸易关系的课程。

　　另一位布什政府的大员、财政部长保尔森与中国更是渊源深厚。他曾在高盛集团中文网站的欢迎辞中说，自1992年起，作为高盛董事长的他每年都会访问中国多次。“我本人亲眼目睹了经济转型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这句话显然不是他的自吹。

　　保尔森在中国的人脉，可以说布什政府中无人能出其右。中国金融领域的多位知名人士都是他的老朋友。上世纪90年代末，保尔森还应邀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届顾问委员会主席。

　　美国也奉行学而优则仕，越来越多中国问题专家被请上国会或政府讲坛，有的随即作为“稀缺人才”被召进政府。比如，上面提到的施瓦布，她曾做过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美国目前官阶最高的华裔、劳工部长赵小兰，此前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杰出学者。

　　此外，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拉瑞·沃茨尔不能不提，他是对华强硬派代表人物。此人和中国也不乏渊源，曾担任驻华使馆武官，在北京常驻多年。

　　作为目前美国官场的一般规律，不能说有“中国背景”就一定能更上层楼，但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心，同等条件下，有中国工作经历显然就更容易被提拔。

　　越来越多“中国通”走上美国政治舞台，对中国来说，究竟是利还是弊呢？

　　首先应该肯定：这是好事。一位美国官员就对笔者说，目前中美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了解，没有彼此了解，也就谈不上互信和深入合作。“中国通”们了解中国，也理解中国人做事的方式和复杂原因，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也相对地更注重策略和理性。

　　比如，在笔者不久前参加的国会一听证会上，对保守派的“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威胁论”，刚从学者转型为财政部助理部长帮办的弗雷德里克森女士就解释，其实中国目前在海外的石油产量，只相当于美国石油消耗量的2%，不到世界石油总产量的0.5%，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还有限。在这个问题上，国会小题大做了。

　　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中国通”知己知彼，显然也会让中国在谈判中面临更大的挑战。保守派的“中国通”指控起中国来，言辞更尖利，其“中国背景”也会让他们的“真话”更有蛊惑力和煽动性。

　　中国成了美国的显学，与中国沾边，也就成了美国的“显人才”。这也并不仅仅表现在政界，商界尤其如此。对负责对华事务的美国高官来说，即使有一天挂冠而去，“中国背景”也提供了比其他人更多的人脉和资源。

　　比如，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离开政坛后印制的名片就是中英文双语——她作为高级国际事务合伙人供职的威凯平律师事务所，很大的业务量就来自中国企业。刚去职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现已加盟高盛集团。高盛此举也是因为需要佐利克这样的精英推动国际市场，尤其是在日益重要的中国市场的拓展。

　　在学术界，情形也差不多。在国会一次听证会上，我问到上堂作证的学者大卫·盖茨，怎么想到选择研究中国问题。他马上笑了：“现在这个问题多重要！你也知道，中国发展太快了，我们现在都只谈论中国。”

　　专栏作者简介：刘洪，毕业于南京大学国际商务系，现为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记者。“9·11”事件后，刘洪是中国第一批进入喀布尔的记者之一，他还曾常驻耶路撒冷，采访过阿拉法特、沙龙、佩雷斯等风云人物。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