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前研一

    给思科公司带来成功的钱伯斯是一位卓越的人才。他曾就职于IBM和王安实验室,后作为负责营业的高级干部参与了思科公司的决策。

他建立起网络基地,把销售规模800亿日元的一个新兴风险企业培育成时价总额世界第一的一流公司。

    钱伯斯自身的成功可谓角色与时机极为明确。他从前任管理者手中接过此项事业时,思科公司正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当时的市场很有可能被ERP(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市场最大的软件制造商———SAP公司的ERP产品占领。此时,思科公司得到了一位天才的首席技术执行官科塞尔。如果钱伯斯再晚五年进入公司,无论是思科公司还是他自身,其经历也许会截然不同。

    托沃兹也是一位改写经济世界价值观的优秀人才。在钱伯斯进入思科公司的那一年,就读于芬兰一所大学的一位年轻人发布了Linux软件,他就是托沃兹。此时,1985年公诸于世的微软的Windows依靠保守设计资源的秘密,控制着全球市场。

    Linux与称霸全球的Windows采用的方法完全相反,它通过互联网等途径,免费发布相当于软件设计图的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改进这一软件,并采用重新发布的“开放源码”扩大市场占有率。它在影响IBM、英特尔和甲骨文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迅速发展。虽说除了惠普公司销售装有Linux的机器之外,它还仅仅被应用于亚洲市场,但这是大型公司第一次真正采用Windows之外的操作系统。开放源码的思路是否能够成为全球化市场的主流,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实证明,如今的时代,个人已完全有可能改写经济常识。

    可能有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像托沃兹那样卓越的人才会出现于北欧。但有些人可能早就看清了北欧的发展趋势。不仅是芬兰,北欧各国的福利制度都很完善,仅从这一点而言,它们已经摆脱了无法度过21世纪的危机感,为真正IT社会的到来做好了准备。这些国家举国倾力培育高科技产业———20世纪80年代着手教育制度改革,政府支持产学合作,通过政府与民间承担不同的责任来支持风险企业———此外,为配合IT社会,政府还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完善。如今北欧各国IT方面的人才辈出,迅速受到全球瞩目。

    顺便提一句,芬兰的企业诺基亚从生产橡胶长筒靴和电视的品牌摇身一变,成为全球通信终端的制造商,它的成功也是角色和时机都非常明确的。该公司在1992年聘请了原花旗银行的员工、年仅41岁的奥利拉为总经理兼CEO。

    奥利拉就职后,不再认为公司中的各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不断提出一个朴素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为了使面临破产危机的公司再度复兴,他选择了专门从事移动电话事业。这是思路的转变。正如世间的一切重要发明都源于“为什么”,由思路的转变而产生的效果有时是巨大的。

    能够对1985年创建的传统组织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有人认为这不能归功于奥利拉一人的决策,但这一改革正是因为他在CEO的位置上才得以实现。他的成功的确有国家政策方面的原因,如芬兰放宽对通信领域的限制,但当时在公司内部,没有一个人预见到此后十年间诺基亚的飞速发展。

    错过了时机,便不会成功。而且现在经济环境的变化与20世纪相比加快了数倍,谨慎被动对企业与国家而言,都是致命的损失。

    使今后的世界运转的,是个体之间的竞争,而不再是国家之间或企业之间的竞争。优秀的个体之间的竞争转瞬之间便能改写世界经济版图。竞争对手正如1990年时的托沃兹,具备世界一流的才能,而且不知会从何处现身。

    真正有效的答案是能够更迅速、更准确地认清别人的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同时也需要气魄,能够在发现商机的瞬间以最佳方法抓住商机。

    作者简介：大前研一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