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缺失的大学精神之三

　　文/姚国华

　　一

　　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带着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学，而是南方突然崛起的一个小渔村。

　　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的三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在当时全国都是非常有分量的，首先要从三位校长说起。

　　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先生是当时最年长、资历最深、最以严谨著称的大学校长，武大的刘道玉先生则是当时中国最年轻，也是改革最激进的大学校长，再一位就是华中师大从学术生涯中走出来的校长章开沅先生。

　　三位都是全国最有个性的大学校长，但他们的风格俨然不同。章开沅先生是个儒雅的学者，他在教育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和眼光治校。十年前我请章先生讲座，他告诉我，他当校长时教育部召开的会他基本上都不去，几乎不跟上级官员打交道，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上面要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我觉得不可以做，就让副校长去应对。”

　　朱九思是从延安出来的一位老革命家，他做校长，把华中工学院治理得非常严谨，井井有条，整个学校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华工培养了一代一代标准化的大学生，所谓“学在华工”的说法，就是在朱九思时代留下来的。

　　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全国以最自由、最开放、最激进的形象被看成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刘道玉时代，武汉大学做的很多教育改革尝试，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也没有超越。比如推广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专业，可以转系，所有课程可以选修，甚至可以不听课自己研究，校园文化非常活跃。现在的武大已经没有当年的气派，但据说仍保留着一些痕迹，如女生宿舍没有别的学校那样壁垒森严。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女大学生宿舍》，就是在武大校园拍出来的。当时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兰州大学，都能感受到这年轻的校长以及它自由、开放、浪漫的校园生活的魅力。

　　1988年，刘道玉先生退出武大校长职位，是在他个人名望的高峰上退出的。去年，刘道玉先生又重新走上媒体，出了一本书叫做《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在北京一个新书发布会上，很多武大校友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激情澎湃，非常骄傲他们有这样一位校长，给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我在场听了也很激动，不过那个场合不敢说话，因为全是武大校友，地位都很高。但事后，我总觉得有什么要说，便写出来交给道玉先生，发在他的网上。尽管我对武大、对刘道玉先生抱着很高的敬仰，但我以我的方式看到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

　　当时，很多武大校友都认同一种说法，武大是80年代中国的小深圳。小深圳，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意思再清楚明白不过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武大是小深圳，是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先驱，所以武汉大学很骄傲。但是，我要强调，这个说法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如果把它放到整个世界，放到整个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就让人莫名其妙了。

　　为什么呢？西方现代文明不同于自然主义的农耕文明，它是理性建构的文明。因此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首要的关键，是要有一群文化精英，构成一个拥有特殊智慧的象牙塔，———大学就是现代国家的最高文化机构，最高的精神象牙塔，它是凝聚最高智慧的特区———它在精神上引领整个民族往前走。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超越大学。

　　然而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带着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学，而是南方突然崛起的一个小渔村。武汉大学是中国的小深圳。武大的人还很骄傲，可这是中国特殊时期的特有现象。

　　与之相应的是刘道玉先生本人的命运。他60年代就是中国的风云人物，著名的反修战士，从苏联被驱逐回国，周总理亲自去迎接。70年代末恢复高考时他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后来回到武汉大学任校长。在那个新老交替的时期，这么一个耀眼的改革明星，这么一个年轻的知识型干部，只是在大学校长位置上一直干下来，八年没有变化。

　　如果这是在欧美国家，那么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为什么呢？一位大学校长，尤其是名牌大学校长，当然是全社会最高的权威，他与其它任何官位无关。比如说牛津、剑桥大学校长当然是社会最高的精英，最高的精神领袖，他们的社会威望是部长、市长们没法比的。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省长见名校校长都还要拜见呢！

　　二

　　单纯的经济学家是没有资格做大学校长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心想着的是怎样生产东西，可大学是生产人的，让他来做大学校长行吗？

　　我认为，只有哲学家、思想家，只有具备最高智慧的人，才有资格做大学校长。我们今天的大学校长是些什么人？科学家，工程师，思想教育专家，经济学家。中国今天最没有脑子的人出自三类：一是经济学家，二是新闻记者，三是娱乐明星。他们往往陷入急功近利中，陷入名利场上，陷入时尚潮流中。单纯的经济学家是没有资格做大学校长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心想着的是怎样生产东西，可大学是生产人的，让他来做大学校长行吗？当然不行！大学要培育的是整个民族最高的精英，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而不是为增长GDP的，不是服务于老板，不是听命于上司，不是取悦于利益集团的。院士也不一定有资格做大学校长，他们也是研究客观对象的，摆弄一个东西的，而且中国院士里有全面的思想家找不到几个。大学校长应当是这个民族的独立思想者，应当是哲学家。当然，如果他既是思想者、哲学家，同时又是院士，又是经济学家，工程师，那倒是可以的。当然，我这里说的哲学家是那些高屋建瓴的独立思想者，不是那些吃哲学饭的人，那些死啃书本的人，更不是那些借哲学之雅名来谋求现实利益的人。

　　人才，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人才是什么呢？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工具，都是螺丝钉，都是为某个东西服务的。大学培养的是人“材”，而不是“人”本身，不是有独立内心世界的人。人才是干什么的？是被领导用的，被老板用的，是做打工仔的。所以这才出现了前面讲的不可思议的事，武大很牛，它说自己是小深圳。

　　三

　　要自主创新，怎么搞？建几个院士楼，引一群洋教授、海归教授来，大把的钱，什么工程，什么学者，什么博导群，就能创新吗？

　　什么叫与国际接轨？如果认洋人的智慧才是智慧，这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这早已经由拉丁美洲证明了是一种灾难。

　　最近几年人们才发现，中国社会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要自主创新，怎么搞？建几个院士楼，引一群洋教授、海归教授来，大把的钱，什么工程，什么学者，什么博导群，就能创新吗？

　　我们知道“文革”结束的时候，全中国人民都学习陈景润，人们相信没有林彪、四人帮后的中国大地，无数个陈景润将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结果呢，陈景润死掉后，中国大地上一个陈景润级别的数学家都没产生。要知道，陈景润在当时中国并不是一流的数学家，比他高的数学家还多呢！中国今天的数学又如何呢？物理学也是一样。中国生物学曾经有世界超一流的水平，袁隆平就是超一流的科学家，人工牛胰岛素合成也是一般的诺贝尔奖不能比的。二十年前，中国科学家每年总有几项被世界承认的科学成就来，国家科学技术的一等奖没有空缺过。十多年前，中国经常一年拿不出任何可以获得一等奖的成就，而且随后连年空缺，到现在已经难得哪一年不空缺了。

　　十年前，我们一听说“院士”便肃然起敬，顶礼膜拜，五体投地。可是现在你在网上搜索，有关院士的语气，除了官方话语，可能有一大半不那么恭敬了。四年前我的著作出版时，有一位与我曾经关系密切的院士，因为我书里有一句“院士博导满天飞，博士硕士遍地滚”(现在硕士应换成博后了)，他老人家从此再不理我，否则无法向其他院士同行们交待。我们已经知道袁隆平虽然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但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报上还说，上海有位年轻院士自曝自己在美国也就相当于副教授水平。

　　为什么会这样惨呀？不是没有钱，而是大学精神的缺失。现代文明是先有一种理念，一种法理精神，一种科学精神，扎根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尤其体现在知识精英们的追求中，而这些知识精英的堡垒就是大学。

　　四

　　一个大学教授在二十年里就这样把房子从80平米折腾到100、120、150、180、260平米，一套不够，再折腾第二套，第三套。他还能静下心来追求一种纯粹的智慧吗？

　　现在你到华中科大去，已经买不到140平米以下的房子了，要买就160、180、260平米！你想，一个大学教授在二十年里就这样把房子从80平米折腾到100、120、150、180、260平米，一套不够，再折腾第二套，第三套。他还能静下心来追求一种纯粹的智慧吗？

　　一个真正的大学教授，他人生最大的关怀，最大的快乐，就是追求智慧。欧几里德几何是没有用的，希腊哲学家像泰勒斯那样，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托勒密、阿基米德那样，都追求着一种没有用的智慧，为求知而求知。这种智慧是嵌入了人们内心深处，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而正是从这个内心世界里走出的人们，最终才能改变外部世界。

　　我们中国人喜欢说走出象牙塔，其实要害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象牙塔。

　　好几年前，曾经写过《新大学人》的王东华先生跟我说，他永不再谈大学问题，因为大学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谈的，谈了也白谈。的确，在中国，大学似乎已成为一个“权贵”话题，不像足球，谁都看得出哪个是假球；不像超女，谁都有资格投她一票。为什么呢，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别崇尚文化，敬畏大学吗？不是，是由于思想的普遍贫乏而产生的权威迷信，这也造成了小人物不敢怀疑，青年人不敢批判，而那些权威本身又矫情、虚假与做作。某些大人物无耻作秀，穿着皇帝的新衣招摇撞骗，更加剧了大学的腐朽。

　　譬如说，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在北京市录取比例超出其它省份的十倍以上，北大录取的北京学生就占了13%，全国人大代表温俊义的统计甚至达到17%，这首先是一个严重的招生不公平问题。可是，你看那些名牌大学校长说了什么呢？我们为他们感到脸红，回避不公平的实质问题，赤裸裸地为优势群体辩护，公然诋毁不发达地区学生的智力水准。什么北京生源素质高，什么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背后完全是权力思维。社会对大学的支持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支持没有任何理由获得市场意义的回报，何况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并不是首都市政府的首都。这是所有人有正常思维都看得到的，难到名牌大学校长会看不到么？

　　再譬如说，每所大学都在应付各种各样的评估，怎么应付呢？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花半年时间，甚至把正常教学与研究事务都放下，甚至暑期不放假，去建立各种应付检查的档案，填写无数重复啰嗦的表格，制作各种给外人看的手册。我所在的学校还要求准备几年来各门课程的两套试题库，标准答案，学生考试试卷，没有的要求组织学生造假。至于有几门课能让学生真正有所收获，有几堂课的老师能够让学生不睡觉，有哪些真正在思想、真正在做学问的教师需要支持，学校提拔出来的优秀教师有几个真能给学生智慧的，天晓得。

　　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当怕孤独，孤独才有真正的内心世界，真正拥有了内心世界的人，能够以自觉的行动走向普遍的价值与理想，也就超越了孤独。

　　任何人唱高调的时候要警惕！我刚才唱了很多高调。人都有两面，理想与现实，这两者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一个先一个后，先现实就没有理想，先理想也根本达不到现实。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是没有经济基础，绝大部分人其实生活得很优越。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1994－1997年开创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策划并主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首卷，形成大学人文教育典范，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