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设置新闻发言人，代表法院对外发布重大事项信息。他还告诫全国法官要慎言，法官和其他法院工作人员未经批准，不应擅自接受记者采访，或者在新闻媒体上对重大敏感问题发表议论。

　　西方国家的法官社会地位高，对社会的影响大，但是据说，他们似乎信奉“真人不露相”这句中华民谚，不愿意在社会上抛头露面，与媒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相信，唯如此才能够确保法官的独立审判，防止法官审判蜕变为媒体审判，甚至透过媒体的全民公审。

　　肖院长的说法和西人的经验不无道理，确实应该适当限制法官接受媒体采访。因为，法官只有在审判庭这样一个庄严的场所，通过法律程序查明案件事实之后，才能形成关于法律适用的看法，给当事人一个公正的“说法”。而在案件定案之前，如果法官通过各种方式表示了自己的观点或者态度，这种预先形成的偏见就会使审判过程成为“走过场”，当事人和社会就会对法官公正裁决的形象产生严重的质疑。所以，最高院颁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明确禁止这种行为。

　　但是，问题是应当限制到什么程度？从以下几方面来说，这一规定还有可斟酌的余地。

　　首先，要考虑我国当前的社会法治变迁背景。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很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通过法律诉讼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在法律、政策、情理等诸多因素的权衡之中，妥当地处理案件，是法院面临的艰巨任务，与此同时也往往通过媒体成为广受关注的法律焦点。

　　应当说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我们正在走向和适应一种同在法律下的生活方式，愿意通过更符合现代文明的“说理、说法”方式，来解决相互间的恩怨。中国法官身处这样一种法治变迁的前沿，不应当过多追捧西方先贤，卸下对国民进行法治教育的历史使命。在不违反现行法律和法官应有的职业伦理的前提下，法官个人接受媒体采访，就公众关心的法制事件发表评论，就是这样一种适当的方式。《法官法》、《公务员法》都规定了法官有接受人民监督的义务，而接受媒体采访可以说正是接受社会监督的一种方式。

　　其次，法官的言论自由不能被轻易地勾销。法官是履行特定公职的群体，应当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这是《法官法》和《公务员法》等法律的明确要求。但是，与此同时，法官也是人，也具有公民的法律地位，只要不与其职责本质相冲突，应当享有作为普通公民所应享有的各项宪法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所以，法官对于已经定案的案件，无论是自己审理的，还是本院同事或者他院同行审理的，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和职业伦理的基础上，都应当有权发表评论，无论是在公众媒体上，或者学术报刊上。

　　第三，这种最高院、高院两级新闻发布体制，突出了最高院在司法行政事务上的统一管理权。这种新体制是否符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对最高院职责的规定，以及如何在各级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我国的基本审判制度框架内加以落实，仍值得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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