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

　　目前，备受瞩目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已于9月8日起正式实施，使外资并购问题的争论再次升温。此前，无论是作为个案的“徐工”、“苏泊尔”收购事件，还是整体上讨论的外资政策思路，都更多集中于国家经济安全方面。事实上，此次出台新规定，除了规范围绕股价的外资并购方式之外，主要也意在防止外资“斩首行动”对本土产业的破坏性影响。

　　需要引起更多关注的是，新规定还有另一个亮点，就是通过引入“实际控制”原则来调整外资管理方式，防范各类“假外资”行为。应该说，“假外资”问题引起各界讨论也有几年时间了，但一直没有被放到与“外资产业威胁”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当前全面调整和规范外资政策之时，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假外资”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巨大损害，并以此为契机制定更多的约束细则。

　　近年来，除了稳居外资来源地首席的香港之外，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萨摩亚等离岸中心的外资也逐渐居于前列。而各种研究和信息表明，来自这些离岸中心的外资，很多如同《围城》中的方鸿渐买个克莱顿大学的洋文凭一样，都是国内资金利用各种制度漏洞，摇身一变而衣锦还乡的。有一种研究估计表明，这类返程外资占到我国每年吸引外资比重的三分之一。

　　假外资的泛滥，是与各种政策环境和体制缺陷相关的，最主要的就是外资长期以来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即在税收、融资、投资、土地等各方面所享有的便利，激发了内资“留学镀金”的欲望，其中既有追求平等待遇的不得已而为之，也有钻政策空子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外，洗钱也是“假外资”的重要动机，一项研究表明我国2005年洗钱规模约7223亿元，而同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才600亿美元，相当一部分黑钱正是借此漂白了身份。值得警惕的是，基于政绩或其他目的，有迹象表明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也有协助内资镀金后归来的动机，这表明了某些传统政府管理思路中一味追求外资的恶果。当然，也有部分原因是在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吸引下，内资试图积极走出国门，但出去后发现遇到各种现实困难，结果发现还是回归故里更符合成本收益原则，于是转而参与国内的市场并购。

　　无论如何，种种“假外资”的存在，已经严重扰乱了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的大环境，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而且可能导致外资的过度无效流入，并产生资本项目管制失灵、国际收支失衡的风险，还会在国内产生负面示范效用，使更多企业无心在现有环境下走国内实业发展的传统道路，而效仿外出镀金者走“假外资”之路，从而获取更容易的制度漏洞收益。据香港殷诚国际公司统计，五十多万家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企业中，大约近二十万家与中国企业有关，这样大规模的企业资产向海外转移也是少见的。

　　面对这种情形，政府有必要采取大禹治水之法，“堵”与“疏”并行。所谓“堵”，就是继续对境内主体以其控制境外公司名义投资国内的活动进行严格控制，严惩“假外资”中各类主体的合谋行为，加强反洗钱的政策力度等。所谓“疏”，则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促进外资全面回归国民待遇，加快包括企业所得税统一在内的政策改革，从根本上消除“假外资”谋求的超额利润。二是真正改善民营企业经营和投资环境，改变“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状况，使民企不需“留洋”便获得良好的体制支持环境。三是强化企业“走出去”的国家支持，在金融、外交、技术上为企业海外并购创造条件，避免更多内资走回头路。

　　总之，在任何经济活动中，“泡沫”过多都会危害经济健康运行，“假外资”就是目前对外开放中的最大“泡沫”，只有尽可能挤出它们，经济发展才会减少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