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现代性的几乎所有要素都生成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不例外。而在西方，大体上，历史的次序是，先有大学，后有现代民族国家。

　　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作为一项制度的大学就在西方确立了，时为12世纪，13世纪甚至被学者称为“大学的世纪”，因为，西方一些最伟大的大学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了，比如巴黎大学、波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这些大学享有完全的自治权。大体上，罗马教廷是大学的同盟，这让大学可以对抗世俗的君主，大学生们不纳税、不服兵役，君主的法律是不能管辖大学的，大学享有完整的司法权，大学生犯罪由大学自己处理。反过来，大学也并不完全顺从教廷，各地的主教们对于大学也没有多少权威。至于大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当然完全由教授与学生共同确定。

　　这样，在君主们努力建立专制统治之前，大学自治、学术自治就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成为一种获得习惯法、并被所有人默认的自由。在今日西方国家，大学的自治权当然没有中世纪晚期那样大，但是，基本的大学自治制度本身，却并没被撼动。知识本身形成社会中的一种权威。

　　当时这种大学自治至少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在大学与国家的外部关系中，大学不是由国家创办，而主要由国家之外的力量创办；即使是由国家创办或者提供大部分经费，也不由国家直接管理，而是交给社会自身来管理。

　　其次，在大学内部，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均实现教授与学生的自治，而排斥行政或资本或教会等力量对大学的控制，尤其是行政权力止步于大学校门口。

　　中国的情况当然不能与西方进行简单的类比，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在中国，大体上，则是先有现代民族国家，而后才有大学。知识精英们致力于救亡图存，并自然地将创办大学的权力交给国家。这也是历史的需要。

　　因此，大学从一开始就是国家设立的，并且服务于国家所设定的目标，国家始终具有管理大学的意愿和能力，而大学内部的治理体制也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

　　行政化的大传统

　　北京大学就是一个典型。1898年，在戊戌维新的气氛中，清廷决定设立京师大学堂，这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02年11月，清廷批准颁行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聘用教师、导师体制和教学纪律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可以说，当时大学堂的所有事项都受国家权力的控制。大学堂的负责人，无一不是政府官僚，他们直接听命于朝廷。这就意味着，京师大学堂出生的时候就没有自治权。

　　不过，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治。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的宗旨是“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体现了学术自由的精神。并规定，大学设评议会处理全校行政事宜，校长为议长，教授可以被选举为会员；各科设教授会处理本科行政事宜，学长为议长，本科教授为会员。蔡元培时代的努力正是尽人皆知。

　　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中央集权强化，大学自治空间缩小。1931年战事吃紧，集权趋向更为明显，大学的自治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不过，到西南联大期间，由于似乎又出现了自由的反弹，大学的自治空间再度扩张。

　　1950年代之后一直到1970年代末，北京大学与其他大学一样，成为一个“单位”，跟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一样的“单位”。这个单位的内部体制也完全复制其他类型的单位。

　　可以说，大学行政化是中国大学的一个典型的传统，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行政化程度有所不同。

　　大学自由的小传统

　　今天，政府期待创建创新型社会，学界有人期望有更多中国人在某一天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思想界则有人谈论复兴中华文化。

　　要实现所有这一切，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寄希望于知识分子的文化、哲学、学术原创性。而观察一下过往的经验就可发现，中国一部分杰出的学者，其经历有一些相似性，比如他们是在大学享有相对较大的学术自由的时期上大学的。

　　因此，文化复兴的重要前提之一是重新构造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大学具有某种行政化的特征，并不是全部。其实，现代中国也有大学自治的小传统。

　　首先，从19世纪末开始，一些学院开始得以创办，这其中最多的是医学院，今日一些优秀的医学院大都是上个世纪上半叶创办的。当时也创办了一些成功的综合性大学，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燕京大学。

　　其次，在20世纪初，一些伟大的教育家也创办了若干成功的私立大学，其中最著名的是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私立东吴大学的法学院也曾经被公认是亚洲最好的法学院之一。

　　由国家之外的社团或民间创立大学这样的小传统，上接孔夫子“私学”精神及明清之际思想家所提出的“学在民间”的原则，外则与西方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传统相吻合。

　　如果能让教育事业多一些自由空间、让教授们多呼吸一些自由的空气，最终那些人士会相信，学术自有其伟大的价值。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