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披露，自1992年证监会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内部人事调动正在进行之中，涉及到50多位官员的职位变动。

　　舆论也像最近的股指一样浓重热烈，议论最多的莫过于股改大局已定，各位功臣也该重新排序了。这种猜测既符合情理，也合乎国情。但此次调动，绝不应视作大捷之后的论功行赏。

　　尚福林与手下的股改官员确实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不管用什么行政法还是托市法，起码从表面上看，中国股市摆脱了融资恐惧症，而招行在香港的抢眼表现再次说明了国外投资者对于中国概念的认可。从出台的融资融券以及股指期货即将出台等一系列政策来看，股市迈向市场化的脚步从来没有那么坚决过。

　　但现在就为证监会庆功还早了一些。

　　主要原因在于，虽然保护股民利益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一再被诉之于口，但从来不曾像市场化一样立竿见影。事实上，在股改过程中，不成文的对价底线，并非空穴来风的神秘救市资金，以及大盘股上市之前的利好传言与优惠政策，最要害的就是对于上市公司的严责与轻罚，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对于券商的整改模式，其中央行再贷款拯救法，很难说已经免除了券商以后的道德风险。大股东违规占资正在清理的过程之中，将监管权限部分下放给交易所实行市场自律，后效如何有待观察。由于缺乏民事赔偿的传统，这些市场自律是否会仅仅转化为行政权力的内部划分，也让人担忧。

　　此次股改打上了尚福林的深刻印迹，而不是由那些更熟悉国外成熟资本市场的人士来主导，说明改革需要的不仅仅是市场化的理念与金融创新的口号，而需要熟谙中国市场、并且不排斥市场化的人。如张卫星(张卫星新闻,张卫星说吧)所说：“尚不是学者出身，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在理论上非常有高度。现在来看他对股改的认识、对股市的认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很好的，能很好地联系实际。”这句话不妨理解为是对尚福林在行政权力的现实与市场化的资本力量之间取得平衡的另一种表述。

　　尚福林先生在国有银行工作多年，对于中国的行政性资源配置极为熟悉，关键时刻，不会吝惜使用行政手段来达到“正确”的结果。也因此，我们时常看到市场在牛熊争夺的关键时刻，那些大盘股仿佛在号令之下的群体护盘表演；而另一方面，他对于市场人士也绝不排斥，那些市场化的方案才得以源源出台。

　　中国股市的现实，似乎已经为土鳖与海归之争划上了句号，也让市场化与行政化对立起来的争论者暂时闭嘴。但这不应该阻碍我们认清如下事实，在强大的行政力量推动下取得的股改成果是易碎的，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进行固化，那么，那些为股改成功、为股市恢复融资功能、为金融创新所付出的某些投机代价，会轻易发酵，在技术创新的名义下，让中国股市进入又一轮巨大的资本蒸发期。这也是现在庆功为时过早的主要理由。

　　但我宁愿把这些看成经济体制症结在股市的表现，股改对价底线与新股发行，显然不是证监会单独能做得了主的，在这个时候，就算神仙下凡，也只能躬身与有关部门达成政策底线。否则，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也就成为开弓只有乱射箭的闹剧了。

　　目前股市存在的政策性投机因素，并不是漠视股改成功的理由，当然，更不应该成为忽视证券市场基础性难题的借口。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