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保守偏右的安倍政治体系，也一改小泉的做法，为了增长就要修复同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为了争夺未来潜在的中国大市场

　　9月26日在日本参众两院的选举中，安倍晋三当选了日本新一届首相，即刻他就组织了被外界认为政治上更加保守的领导班子。这样的安排，会对今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中日经济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将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小泉时代遗留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给曾经创造出“东亚奇迹”的日本企业带来了设备投资严重过剩、经济硬着陆产生的大量劳动力过剩以及企业利润的急剧萎缩,导致具有企业之间互相持股习惯的日本经营模式债务过剩的经济局面，这让日本经济陷入了漫长的、灾难性的萧条时期。

　　面对这样严重的通缩现象，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当选的日本历届首相都使出了浑身的招数，试图打消日本国民心中积聚的“不安”。不管怎样，小泉时代还是给安倍内阁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经济问题（比如民营企业成长过程中，如何防止像“活力门”那样的违规事件等），其中，财政透支所造成规模巨大的国家债务、少子高龄化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以及面对结构调整改革中形成的大批“弱势群体”所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问题，将变得更为突出和棘手。

　　有时，解决前后两个问题的方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会发生根本性的冲突。比如，由于过去对金融体系日本政府进行了大量注资、企业业绩下滑又造成其财政收入减少，因此，目前就必须大幅减少政府的开支以维持国家整体的信用，但是，提高生产力以保持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又希望政府多开支以支持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当然更不用说在社保制度建设中政府所应发挥的作用了。

　　安倍的经济改革理念

　　借助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开放的经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的强势，日本企业近来已经走出了通缩所带来的负利润的怪圈。由于经济开始出现良性循环，失业率下降，个人收入提高，压抑的消费能力也开始慢慢地释放出来。

　　尽管如此，泡沫经济留下的负面遗产太大，还有很多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只不过上述的成果更加让这一届政府坚信：供给面的改革路线符合日本经济复苏的需求。而弱势群体问题严重化又使这一届政府清楚地意识到，没有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援，光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安倍和其他官员在很多场合都释放了以下一些共同的信息，可以看作是这一届政府的经济运行纲领：

　　首先，要挖掘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强化竞争力的方法。安倍近来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主张，就是日本经济增长的中心要放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合作关系上。日本的少子高龄化制约着内需的发展，而日本经济的复苏暂时只能依靠外需来支撑。但是，和其他经济低迷的发达国家去争夺有限的外需，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取决于日本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附加价值的竞争力和良好的市场环境，尤其是IT领域政府如何有效的支持日本企业去发挥自己积累的优势和增长势头将决定日本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继续加大力度改善财政收支体系的失衡问题。比如，公务人员的规模和收入削减，安倍上台后用他自己以身作则削减收入的方式，向外界传递了他的经济改革路线。另外，提高资产负债管理的效率，比如中央和地方不必要的公共开支削减等。还有税收体系的完善也是刻不容缓的一个问题，安倍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提高消费税来增加日本薄弱的税基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改善的瓶颈问题。

　　第三，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来进一步优化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和效率。小泉时代留下的最大负面遗产就是结构调整造就的大批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所以，配合企业就业结构的改变（临时工、半天工的比例上升），再学习的机会开始增加，提供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再培训机制、就业指导机制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向国外开放自己的劳动力市场也是解决少子高龄化结构问题的一个方法。

　　当然，供给主导的经济改革政策不等于忽视需求的力量。这也使这届政府区别于上届政府经济纲领的一个新特点。在供给面改革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新的需求，比如，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改善的需求，高龄化所带来福利改善需求，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异文化兼容的需求，根据新的需求改变和发现自己的经营业务的新市场也是企业和国家长久不衰的关键所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届政府不再单纯的认为需求是解决暂时的经济失衡问题、供给才是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相反动态发展的需求也是产生供给面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动力。

　　中日经济发展的重要和艰难

　　因为日本采取了供给面的结构调整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内需的释放就会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调整时期，再加上少子高龄化的社会结构使得内需增长的规模十分有限。所以，安倍这一届政府明确提出经济增长的重心在于亚洲。在这一方面，即使保守偏右的安倍政治体系，也一改小泉的做法，为了增长就要修复同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为了争夺未来潜在的中国大市场。

　　但是，中日经济发展是否根据日本政府的态度转变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透明的地方还是不少：首先，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安倍政权保守的政治理念能够“让步”到怎样的“底线”。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已经基本形成了社会的共识，妥协的余地几乎没有。

　　其次，中国加工厂的战略定位可能并不符合中国长远的产业政策，至少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要求会在政策上限制日本战略的成功实施。日本是否能够在某些地区改变加工贸易型的生产方式，引进研发配套的高附加价值的生产线已有利于中国产业的升级和进化？这样一来，日本国内对产业空洞化的问题如何构建一个保障体系？

　　第三，汇率制度和美元支付方式的改变多大程度和以何种方式，来分担所带来的汇率风险？金融合作将会以怎样的方式保证这种产业链不受到冲击？亚元或人民币的国际化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互相接受？亚洲债券市场双方的合作会进展到怎样的阶段？

　　总之，安倍新内阁庆幸的是在日本经济强劲复苏的阶段，接手了财政开支负债累累和弱势群体不断扩大的这样一个低增长的经济社会。供给面的结构改革还任重道远。尤其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策略和他们的外交方针、民族主义弘扬的政治理念之间会发生实质性的冲突。这届政府是否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再现日本经济过去的辉煌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安倍个人的政治理念和内阁要员的内外协调的能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