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前主持人阿忆在一次电视节目中实话实说，认为“社会分层不可怕”，给自己引来了一场道德麻烦。当他再次把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的工资单“哭穷”于众，以为自己课余兼职电视开脱时，更导致一场网络口水战。应该说，4786元，作为北大副教授的收入，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阿忆不是为己，而是为高校副教授这个社会阶层鸣不平，因为按照他以自己为个例做出的收支，计算后居然是负数。

　　北大副教授收支呈负数说明什么，比较最能说明问题。这里不妨看看20世纪初北洋政府时代北大教授的收支情形。1917年，26岁的胡适应蔡元培之邀进北大做教授，他的薪水在他当年9月给母亲的信中可见一斑：“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元。所同居高君(笔者注：北大教授高一涵)亦好学之士。所居甚僻静，可以无外扰，故欲移出同居也。彼处房钱每月不过六元，每人仅出三元。合他种开销算起来，也不过每月四五十元之谱。”仿照阿忆，用260元宽减50元，每月开销还不到工资的零头。

　　这不是孤例。1922年，在法国获得理学博士的李书华进入北大做教授。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回忆中谈及北大教师的薪水，恰可与胡适互参：“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元或二百四十元者。讲师待遇按每小时五元计算。助教薪水大约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之间。我初到北大时，即领教授最高薪。彼时一年可领到八九个月的薪水。”更重要的是，“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费用，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这样的日子一定让今天的北大教授艳羡不已。即便如此，像阿忆这样到电视台兼职，既是公开的，也是允许的。1923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聘“三沈”(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二周”(周树人、周作人)到校任教，其中除鲁迅外，都是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而鲁迅则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一个科长，公事之外，同时兼职于北大和女师大两所学校。由此可见，网友指责阿忆到电视台兼职，“简直太不敬业，道德和人格十分可疑”，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有一点，当时北大对外出任课的教授有规定，即每周不得超过多少节云云。

　　当然，北大教授的薪水，无论过去和今天，在社会分层上，都属于收入的高端或偏高端。这不仅是实然，也是应然。如果一个教授的收入不能高出“士农工商”中的工与农(商不论)，同时不能高出政府机构中的公务员，或其他事业单位的行政官员，那只能是对文化和文明的嘲讽。这一点只要看香港的大学教授月薪便可了然。

　　据《华夏时报》，阿忆遭受攻击，缘起于他说的“社会分层不可怕”。对刻下痛恨两极分化的网络大众来说，无疑是热锅里浇了勺冷水。这句话被归谬为“要把财富全给精英，让劳动人民饿着”，于是“无耻”的帽子很方便地飞了出来。可是，仔细想想，阿忆究竟说错了什么？就像阶级是自然的，阶级斗争才是可怕的，因为它出自人为的煽动；社会分层确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为地不分层和人为地两极分化(比如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十个手指伸出来如果有长短，社会分层就是一种自然选择。问题在于，造成我们现在贫富差距的，不是自然之手，而是权力。因此，普罗大众的义愤不是不可以理解，但它找错了攻击对象。且不说大学教授的收入远不比往昔，就是今天，它既不是极富方，也不是权力方，又何必与阿忆那句价值中性的话过不去。

　　对今天的贫富分化，权力要负很大的责任。至少它没有有效遏制不正当的富，更没能拯救恶劣化的贫。大众的愤怒，根子在这里。如果说，社会分层并不可怕，那么，权力助长下的贫富两极却十分可怕，它势必导致社会断裂和仇恨，以致殃及像大学教授这样本不该殃及的池鱼。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