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秋风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近日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一套让媒体很愤怒的话：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花了几百亿。但对此，媒体的宣传还不够，仍有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

　　很自然地，媒体立即群起而批驳。不过，这位新闻发言人此时此刻说出这段话，倒也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在中国，民间自发的慈善公益救助体系的发育环境如此恶劣？

　　看到盖茨、巴菲特为公益、慈善事业慷慨解囊，评论家们转身咒骂国内的富人、商人，说他们贪婪又吝啬。但是，哪里没有贪婪吝啬的商人或者贪婪吝啬的人呢？中国自然也会有，反过来说恐怕也没有错：中国的富人、商人中也不乏具有公益精神、热心慈善事业者。

　　但是，在中国，一个热心公益的人，要从事慈善、公益事业，比如，要救助一些失学儿童、要帮助一些贫困大学生，有哪些途径呢？在美国，你可以设立家族基金会、企业基金会，美国的大多数慈善基金会属于这种性质。在中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政府对从事慈善、公益活动进行严厉管制，比对商业领域的管制严厉得多。比如，法规要求，基金会必须以某个政府部门作为自己的上级主管部门；基金会如无特殊需要，一般不以人名命名。所以，目前运行的慈善组织，几乎全部是官办或半官办组织——当然，政府办慈善组织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政府本来拥有通过征税这种强制性手段筹集资金为民众提供公共品的权能，现在却又通过道德感召的力量筹集资金。

　　正是这种管制，抑制了人们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热情。人人都希望荣宗耀祖，名垂青史，以求得精神上的永生。而像中国目前这样，富人即使捐款，其名字也会被淹没在无数捐款人中，在基金会那里，每个捐款人都成了无名氏，真正风光的只是基金会。自己出了钱，个人和家族的名字却不能不朽，人们从事慈善事业的热情就会大打折扣。

　　严厉管制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无法成长出一群“社会企业家”。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固然缺乏资金，但缺乏资金的根源却是缺乏社会企业家。退休官员不可能成为社会企业家，相反，他们把官场的种种积习带入基金会，导致其组织运作严重地官僚化，筹款与资金运作效率低下，甚至出现腐败等问题。假如允许那些在创造财富的时候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士自行成立基金会，则慈善公益事业自然可以开出一片新天地。

　　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对慈善公益事业领域实施如此严厉的管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透露出了一点儿信息。在他的观念中，国家资助困难学生的体系与私人助学体系是对立的。而人们也应当相信，政府完全有能力解决一切学生的上学问题，因而私人根本就不应当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即使政府暂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媒体也不应当报道，否则，就可能给私人助学活动以可乘之机，而这将不利于国家建立统一的、排他性的学生资助体系。

　　这位新闻发言人很可能说出了政府对私人慈善公益事业进行严厉管制的根本考虑。政府假设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既有能力知道谁是贫困学生，也有能力立刻向其提供迫切需要的一切帮助。大约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政府限制、取消了全部私人慈善、公益机构，而代之以国家福利与救助制度。这套制度与单位制度及其他制度相配合，公共事务则完全又被政府垄断。

　　政府全能的假设当然不成立。但是，没有哪个政府官员乐于让人看到政府的失灵，而媒体大肆报道贫困学生、呼吁私人救助，就是将政府的失灵暴露无遗，这当然是政府官员无法容忍的。私人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也可能在稀释官员们的权威。

　　所以，中国能否出行善的盖茨或巴菲特，要看官员们是否乐意放行，因为，慈善公益事业的大门是由官员们看守着的！

(责任编辑：李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