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16日，由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与中国产经新闻报社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绿色中国”论坛在北京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就推进环境保护、优化产业结构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本报摘发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

　　中国古代人能够知道自然的本性，顺应自然的本性来发展，在认识自然本质的情况下，能够顺应事物的发展，因地制宜，因时而节，这样能够繁荣。

　　有一本书叫《吕氏春秋》，是总结性的，是根据中国天文、地理的成就总结出来怎样从事农业活动的。像春节是万物生长时期，就不能去砍树、宰杀，包括从政治上，政府的中央活动不能耽误农时，从这点看这本书根据当时的自然条件同政治、经济、农业等其他的一切都做了一些归类。我们可以看出来《吕氏春秋》从思想上看，是保护农业和当时自然环境的一本书。

　　儒家有这样的思想，人为爱物，人和自然是一种生命体的统一，自然是人的生命的父母，是养育我们的父母。如果这样看，我们和自然之间就有一种情感的、亲情的、生命的沟通。这种沟通说明我们对自然要爱。

　　□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

　　在中国讲环境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真正的语境，否则环境事业永远是边缘化的，永远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真正的主流。保护环境在中国也有一个过程，刚开始是少数环保人士上下求索，但是人数寥寥；慢慢的扩大了，在知识分子当中形成了小的语境，但是还没有进入整个社会的主流。进入社会的主流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叫“由红变绿”。199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我提出一个思想，生态文明或者人和自然的和谐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问题。这个观点在当时我自己都觉得很吃惊，似乎有点离经叛道，但是今天这是千百万人的共识了。

　　□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余谋昌

　　我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中国环境哲学的。30年来，我体会到环境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它同西方哲学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有目的的；环境哲学认为不止人有目的，生命和自然界也有目的，生存就是它的目的。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人以外的东西都是客体，都是对象；环境哲学认为不仅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也是主体，认识的主体、价值的主体。我们认为只有人有智慧；我的朋友专门研究智慧，我跟他辩论，我说智慧不是只有人有，生命和自然界也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和自然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它也要认识、也要解决，这就是智慧。我们为什么有仿生学？就是人要仿照生物设计人类的工艺产品，就是它有智慧。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叶文虎

　　工业文明时代社会发展的现实不符合人类对发展的期望。人不是仅仅要求吃得好喝得好，他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更加的和谐，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把人类社会、自然环境做一个整体来看，这个整体我把它称之为“环境社会系统”。人类社会永远依托着自然环境。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一定要取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正确的处理。我们研究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两大基本矛盾不但难以缓解，而且三大危机更加严重。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和在全人类得到广泛的认同，是人类要求的生存状况更好的愿望所决定的，是内在的东西。它也是由于被工业文明激化的三大危机，对这个危机的深层思考得到的结果。生态化和人性化恰恰是针对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它是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本问题。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主要依赖两种安排，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府。市场有两个方面失灵，一个是时间失灵，还有一个是在空间上失灵。我们看政府：政府从时间上是失灵的，我们的政府有短期行为，在座很多人有这样一种亲身的感受，我也有很多亲身的感受，包括和我们的环保局到各处进行所谓的环保论证，我们看到各地政府都有非常强的政绩冲动。市场看不到很长远的未来，政府看得更短。政府在空间上也是失灵的，我们知道政府实际上要分成各地政府，各地政府第一要考虑本地的利益，第二考虑本部门的政绩，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

　　文化有一种超越地域的特性，这样可以弥补和修整市场和政府。既然文化包含了人类传统长久有效的原则，这必然包含了人类个体服从整体的原则。文化有两个作用，文化原则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最高原则，就是一个社会的宪法原则，宪法原则是完全传统形成的，同时又可以成为每个个人的行为规范。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

　　发展是要讲究质量的，不是数字一堆到这里就是发展了。质量最主要的是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发展是以牺牲环境、牺牲资源为代价，是以生态破坏为代价，这种发展的质量不行。发展的结果是要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要讲公平，所以说动力加上质量再加上公平，才真正构成了发展的本意。

　　工业文明主要是黑颜色，煤炭、石油加上天然气等等，以黑颜色为特征。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财富，但是也带来了很大的损伤，在财富和损伤的决策过程当中人们逐渐清醒了，逐渐智慧了。我们需要到一个既要财富，本身又能心安理得的获得，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养育我们的地球共同的大家庭变化，逐渐由黄色文明到黑色文明，再进入了绿色文明的时代。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司巡视员牟广丰

　　我们发展的质量是极其不健康的。我们长期是外延式的生产，粗放型的增长，结果产生的是体制性的污染、结构性的污染。我是搞环境影响评价的，我们最近这几年上的项目，工业项目和非工业项目都各自是老五样，工业项目首先能源、原材料、钢铁、石化、建材，最近这几年又多了一个磷脂一体化。非工业化的项目，无非就是铁路、公路、水库、机场、码头、矿产资源的开发。这些项目在数量上要占整个项目90％以上。这么多年，新型工业化道路创造的价值占GDP产值的5％左右。现在就形成这么一个怪圈：一缺电就要挖煤，挖煤运出来就要修路，然后就运到电厂发电，修路就要用钢材、水泥，修大坝、机场同样用钢材、水泥，用那些钢材、水泥又要大规模的耗电。这就形成了缺电、挖煤、修路、发电，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国家发改委体改所研究员高梁

　　我们面临四大挑战，随着经济增长、人口增加，重要的矿产、能源、水、土地等资本经济因素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淡水是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能源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能源需求快速增长，我们本来预测到2020年能源消耗量控制在20亿吨标准煤，从现在看这个指标可能会突破。

　　目前需要加强的工作有几点：

　　第一，抓紧技术创新，在重点行业加快节能、节水、降耗和节约利用关键技术的研究推广。

　　第二，督促大型骨干企业加强管理，尤其是加强节能、节水、节材的技术工作。

　　第三，完善政策机制，加快资源型产品的几个改革，重点推进水、电、热、天然气等价格机制改革，鼓励生产和使用节能、节水产品。

　　第四，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重点宣传行业和企业的典型案例和经验，提高全世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紧迫感，倡导节俭、文明、适度的消费理念。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贾康

　　作为一个实施赶超战略，努力后来居上的发展大国，中国应该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大趋势中卓有成效地吸取他国的经济教训，尽量少走先造成污染，再花力气去治理的弯路。我们国家有很多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地区，所以这个代价我们是负不起的。潘岳的文章里有一篇绿色中国与少中国的文章，给我很大的感触。潘岳提到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命运，我理解这种命运有一半是既定的条件，我们无力改变，另一半是靠我们能动的努力去塑造。我想到一句老话，“不谋万事不足以谋一时，不足全局不足以图一域”，我们迫切

　　需要把古人有过总结的远见卓识，在当代中国转型带来的浮躁氛围中当做我们自己的座右铭，贯彻到追求绿色经济的实际行动中。我认为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事关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决策和历史命运，改革开放20多年产量实现了年均9．6－9．8的高速增长，但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扭转，未来形成的硬约束很有可能严重制约后续的经济增长。为了未雨绸缪，我们必须把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落实到切实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问题，落实到绿色经济发展的方面。政府部门、地方领导、企业、社会团体、公民每个角色各自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之下，同在一片黄土地之上，我们都希望以绿色装点辽阔的祖国大地。

　　□社科院可持续发展中心研究员潘家华

　　我们看一下英国的气候变化税。这个税是能源使用税，这个税就是外部成本内部化，它把环境当作一资源，通过市场加以配置。它征收的气候变化税或者能源使用费并不是为了扩大税金，在征收气候变化税的同时，英国政府调低了所有公司的替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险金比率。这就是把市场扭曲这一部分纠正过来，这样一来对环境保护是非常有作用的。这样企业跟政府谈判更简单，提出自己的环境保护的目标，政府给他80％的税收减免，使这个企业有一定的竞争力。

　　再来看全球的气候保护。把公共物品转换成私人物品，在全球气候谈判中非常明确。大家认为气候变化有灾难，那我们就减排，这就达成一种协议。这个协议是有量的，它并不是一刀切，欧盟减排量是最高的，相对于1990年减排水平是8％，美国减排是7％，你认为可以减多少就减多少。发展中国家首先是发展优先，这在国际上是认同的。要减排应该根据能源结构方方面面，可以有差别，而且一定要通过一种市场竞争的手段降低减排成本。现在推出三种

　　灵活机制：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排放贸易。它是把公共物品转换成私人物品，然后在市场上转让，成为市场有价的稀缺资源。

　　□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

　　化学农业70％都成为污染，是不能被作物吸收的，要么毒化了土地、要么毒化了水源、要么破坏了大气，总之它是会造成破坏的。能不能少呢？不能。如果让农民转变成有机方式，使用农家肥，这就需要计算劳动力价格。当我们把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推向市场，他体现到非农劳动力价格的时候，反过来你让他从事农业劳动，给不了市场劳动力这么高的回报，这样他肯定不干。城乡和谐，基本上实现不了，城里人给农民搞点假冒伪劣，农民给城里人搞点有害食品，互相伤害。

　　最近我们在搞生态农业的多样性，搞环保建筑，全部用当地可回收材料建住宅、办公室，连厕所都要搞成粪尿分离。现在基本上成型了，农民也自发地学了。地方政府非常反感，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进不了GDP，都是传统的方式。生态农业可以试点，真要把它变成社会上广为接受的现实还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南开大学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坦

　　现在各省市都在搞城市生态建设，到底怎么搞呢？生态城市建设必须要产业化。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很重要的任务，我们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我们有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率的摊子，我们对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是双重的。生态城市的建设重要的领域也包括生态安全、生态卫生、生态产业代谢、生态景观、生态意识的培养等等，这些都是生态城市建设要考虑的。

　　生态服务业，也涉及到很多。我们提到现在搞旅游业，旅游是一种三产的话，那我们在旅游业里要搞生态产业化，内容是很多很多，从绿色旅游到种地，到绿色的消费等等。

　　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有利于产业生态化的市场机制。绿色食品在国外为什么受欢迎，不但国家从源头上补贴，而产品在市场上还有优势，所以一定要做到双赢。这里很多技术体系很重要。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凤起

　　我们要落实节约优先、提高能源效率，中国将资源节约作为基本国策，坚持能源开发与节约并举、节约优先的方针，措施主要有：

　　（1）结构节能。目前从我们国家三次产业结构来看，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第二产业，低能耗的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从工业内部来看高能耗的比重大，低能耗的行业比重低。

　　（2）依靠技术进步，大力推广技术已经成熟的节能项目，优先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解决共性和关键技术示范的项目，促进节能技术产业化，加快应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产业。

　　（3）进行管理节能。过去一个阶段节能工作的管理有所放松，现在各省纷纷要建立节能监察机构，对节能的状况进行审计和提出改进的意见。

　　（4）改革节能，加快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形成能够反映稀缺程度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

　　中国经济增长是高增长低通胀，这是经济学的悖论，这两个东西很难同时成立的。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中国真的是高增长低通胀吗？我们的高增长和低通胀是统计数据显示出来的，它有它的道理，这个统计数据是不是忽略了资源性和环境性的成本，我把这种忽视了环境和资源的损失所显示出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现象，简单地概括为通货膨胀的资源环境性的时延和扭曲。

　　我做过一次测算，1978到1998年，时延的滞后性是7－20个月，欧美国家是6－18个月。中国在特殊情况下的通货膨胀不仅是货币的时延，还有一个自然环境损失的扭曲的时延。

　　除了资源过度性消耗，还有一些基础性的资源破坏性使用，这种破坏性的使用形成了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发生的费用和成本我们没有计入。举一个例子，高速公路上我们经常看到拉煤的超载车。高速公路修好后可以用多年，超载的话就意味着缩短年限，这样每吨的运价下来了，厂商的成本相应就低了，实际上成本低意味着高速公路的损坏的时间缩短了，重新翻修和大修的时间提前，意味着高速公路若干年的成本要比正常情况下不知道高多少倍，实际上是把今天的成本推到了明天。这种掠夺性的使用基础设施，又没有通过价格反映到现在的成本里，实际上是发生了。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