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能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

　　■本刊记者　易立静 发自北京

　　9月10日北京时间凌晨1时56分，威尼斯电影节主席宣布，来自中国导演贾樟柯的新片《三峡好人》获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狮奖。

　　追光灯打在这位身材瘦小的导演身上。他面带微笑从观众席走向舞台中央。在他陶醉地亲吻金狮的瞬间，会场上相机快门响成一片。在获奖感言里，贾樟柯感谢了10年里和他一起走过这条路的人，“我最后讲了一句话，‘做电影人，是我寻找自由的一个方法。’但那个翻译可能太紧张了，没翻出来，这句话对我特别重要。”贾樟柯一脸的遗憾。

　　贾樟柯无疑是这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最大赢家，套拍的纪录片《东》，在电影节颁奖典礼开始前三3个小时斩获欧洲纪录片协会与欧洲艺术协会奖。同一个导演的两部作品同时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和地平线两个单元并同时获奖，这在威尼斯电影节历史上绝无仅有。“上台领奖时晕晕乎乎的，有点像喝醉酒的感觉。”贾樟柯吸了口烟，眯着小眼睛幸福地回忆。

　　坚持以面对中国的态度去拍电影

　　贾樟柯参加过不少国际电影节，也拿到不少大奖，但金狮对他却有特别的意义。“今年是我拍电影10周年。10年里我们的团队从没有分开过，摄影师、灯光师和录音师，我们一直在坚持以面对中国的态度去拍电影。这个奖也是对我们10年坚持的一个肯定，所以对我的团队也是最好的鼓励，我也相信我和我的团队还可以坚持10年20年。”

　　这是贾樟柯第三次冲击威尼斯电影节了。第一次是2000年的《站台》，“那一次真是眼看着金狮从眼前走过去。《站台》在威尼斯首映以后，反响特别好，10家媒体的影评人给每部入围影片打分，最高分是10只狮子，我们就是10只狮子。当时几乎全球的媒体都预测《站台》是金狮奖，可结果我们什么奖都没有拿到。当时的评审主席是法国著名导演克洛德·夏布罗尔，电影节结束后他回到法国，法国媒体还一直追问他为什么没有让《站台》获奖。后来听说夏布罗尔特别不喜欢这个电影。那时候很难受，年轻嘛，才30岁。不过从这点也能看出来，人家是一个很独立的评选，哪怕你影评人给打了满分，他都毫不受影响。”

　　9月20日中午，头一天晚上刚回国的贾樟柯时差还没倒过来，睁开眼就从家急匆匆赶到公司，手里捧着一个红锦盒子。他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放到了开门可见的展示柜的最上方，喜滋滋地打开。那尊被他亲吻过的金狮高傲地雄踞在众人眼前。

　　这一天贾樟柯的时间安排是按小时为单位进行的。每个小时接受不同媒体的采访，中间没有休息时间。在记者进行采访的过程中，另一间办公室里西班牙电视台的人马还在哪儿候着，《纽约时报》的电话一次又一次打来争取采访时间。

　　没时间吃饭的贾樟柯在两个小时的采访里抽了８根烟，“不能吃饭，我一吃完饭就犯困，现在这样还精神点。”

　　这位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无论是题材还是票房，向来溢着一股子悲苦味，但他本人却总给人一种喜兴、亲和的样子，究其原因，可能因为他的嘴经常是微张的状态，只要嘴角稍稍往上一扬，就成了一张笑脸。还有人说他的眼睛像绵羊，小了点，但眼神的温柔度相似。“我其实挺暴躁的，但我知道一个人不应该把暴躁当作一个常态。有时候我会很烦燥，但总体说我的信念是人不能那样，所以我一直在改。”

　　总有一种单枪匹马的感觉

　　人物周刊：参加过很多次国际电影节，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贾樟柯：最深的感觉，就是很不爽，总有一种单枪匹马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对导演参加电影节有一种偏见。从80年代张艺谋、陈凯歌跑影展开始，对他们误解的观点，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说你拿中国人的苦难、中国不好的一面给别人看等。

　　影展的花销是很大的。我2002年去戛纳电影节的时候，一个人11天花掉十几万块钱，而且已经是非常简朴的。你再看周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导演背后推动力太大了。2004年我带着《世界》去威尼斯电影节，韩国参赛影片的所有花费都是韩国政府买单，举行各种活动帮助导演推动他的影片。那时候心里头就会感觉背后缺少一个推动力，但这只是导演个人的感受，并不重要。一个国家能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

　　二战一结束，美国就有计划地推动美国的文化。因为我一直跑影展，在国外，我真的能感受到中国在经济上逐渐强大，但是在文化上，如果总没有输出，那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实际上你这个国度除了生意之外，对于其他国家还是陌生的，这不是好事。当今世界，所有类型的电影都是通过影展这个平台去推动的，影展是电影发明一百多年里，人类找到的很好的一个交流方法，它是非常正面的一个活动，为什么有人对我们参加影展不停地发出质疑，我觉得很奇怪。

　　人物周刊：你觉得委屈？

　　贾樟柯：我非常不理解，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为什么对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现实成见那么深？现在很严重了，还有阴谋论的说法。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导演的观点，好像说这些东西都是外国人设的局，专门鼓励你们中国导演拍这种（不好的、苦难的）东西。

　　人物周刊：上升到政治高度了。

　　贾樟柯：对，这种声音，它会影响国民心态。大家会对你的电影产生很大的歧义。你要知道公众的判断力并不是很强，因为还没演，人家也没机会去影展看到这些电影，看看电影节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一些不太谨慎的观点在主流媒体传出来的时候，会起到一定的误导作用。我觉得挺无聊的。

　　很难理解，经济上这么开放的一个国家，文化上还有种自卑心理，它不相信一部中国电影会是靠艺术，靠对人的观察，去征服电影节的，而以为是靠人家的阴谋，说人家非要给中国电影一个奖，鼓励你们赶紧多拍中国落后的事情。

　　人物周刊：这些会不会影响到你？

　　贾樟柯：不会影响到我，但是会让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特别多。电影说到底也还是个文化工作。这个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直非常多，我觉得很多事情还需要做。

　　《站台》是我最心痛的

　　人物周刊：从拍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到现在的《三峡好人》，你的电影之路走了10年，这10年里，在经济和精神上，付出和回报让你觉得平衡吗？

　　贾樟柯：我觉得生活对我很慷慨。你想拍电影，哎，真的当了导演了。当了导演还能接着一部、两部，一年半一部的速度拍下去。我现在有5个故事片，3个纪录片，等于8部影片这样一个连续的产量。从第二部《站台》开始，所有影片都能够在戛纳等电影节做竞赛片，然后到《三峡好人》拿到金狮奖。

　　人物周刊：2005年前你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公映，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贾樟柯：那会儿的感受也不是委屈，就是有个事要解决掉它，有个山要把它翻过去。有时候会难受，但是会被创作的乐趣冲淡。

　　人物周刊：为了能在国内公映，你做过妥协吗？

　　贾樟柯：没有做过妥协，但做过努力。

　　人物周刊：回看自己的电影时，对当年的表现满意吗？

　　贾樟柯：有遗憾吧，就好像一个人看日记一样，有时候看日记，你会毛骨悚然，比如看初中时候写的那种日记，哎，怎么我当时会这么想！那是一个年龄段的认识，到今天我再看那些日记的时候，这都很可爱。

　　人物周刊：现在回看你的电影，也都很可爱？

　　贾樟柯：对，我也经历过毛骨悚然的阶段，但是等你工作再往下进行，你会觉得所有的天真幼稚和不成熟，所有当时的遗憾，是一种自然的状况。

　　今天反省起来，我觉得《站台》是我最心痛的。《站台》当时如果能够公开拍的话，相信比现在好多了。那个原剧本我写得特别有意思，非常多的人生活在很多公共行为里面。比如说，我原来开头不是演出，是春天，在一个山坡上，许多机关干部在种树，接下来是卡车在黄昏的时候，一卡车一卡车把人拉回来。这些场景你最起码要组织10卡车的干部，怎么组织那么多的机关干部呢？没有公共资源帮助，我那时候根本没办法。这部电影如果有这些东西，会显得更强，不贫血。这种遗憾每部电影都会有。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钱吗？”

　　人物周刊：在你的导演生涯中，哪个阶段让你有了质的提升或改变？

　　贾樟柯：还是《站台》。《站台》给我带来的国际声誉或资金方面的便利，是翻天覆地的。《站台》在威尼斯首映完之后，我回北京时很多制片人就跟着飞过来，包括法国的一些大公司，百代之类的。

　　人物周刊：1998年，你第一次带《小武》去柏林电影节就获奖了。第一次去国际电影节，忐忑吗？

　　贾樟柯：不忐忑，就是好玩。我跟我的摄影师一起过去的，因为他英文、法文都特别好。记得当时有个德国记者问我，“社会主义的年轻导演来到资本主义的德国，你有什么感想？”我说我没有意识到你们是资本主义啊。那时候愿意跟人家辩论。后来大会通知我们得奖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钱吗？”特别小孩的那种心态。

　　人物周刊：上台领奖时怯场吗？

　　贾樟柯：没有没有，我觉得电影是一个经验性很强的工作。我们拍第一个短片，拍得再烂，我们从拍摄到推广都很完整，我们自己带着去大学里跟同学交流，演讲，跟电影节做的事情其实一样，只不过那时你面对的可能是北大的学生，现在你面对的是德国观众而已。

　　人物周刊：参加这么多次国际电影节，你觉得受益最多的是什么？

　　贾樟柯：还是阅人吧，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导演，同行之间的交流。那种提升是很重要的。参加电影节你会有这个概念，好像人造航天飞机，你不能关起门造，你要知道现在最先进的飞机是什么。我觉得电影节对于我来说，就是让我知道我的工作背景是什么。

　　我从《世界》以后开始做评审，2005年我在8个电影节做评委。我觉得做评委也挺有意思，自己喜欢的电影，你给它争取到奖项，你会觉得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然过程很痛苦，10天看二十几个电影，一天看两三个。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事业等着我

　　人物周刊：你是个悲观的人？

　　贾樟柯：反正不怎么乐观吧。不管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做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总想把它扔掉，尝试别的工作。有时候觉得挺危险的。

　　人物周刊：想尝试什么工作呢？

　　贾樟柯：比如说写作。我特别想写东西，单纯写小说。有时候，也会想去做生意，比如开个肉食店之类的。（笑）高中毕业那会儿我就想考不上大学，就去开个肉食店，那是我的生活底线。我觉得挺好的，卖不了就自己吃。所以我真的不怕失去什么。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事业等着我，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人物周刊：还会和电影有关吗？

　　贾樟柯：不一定是电影事业，可能是一些别的事情。我一直觉得做导演特别像长跑，终点在那儿，你一步一步往下跑，虽然很多人帮你忙，但脚下的路还是要你自己一步一步来。

　　人物周刊：你什么时候觉得有跑不下去的感觉？

　　贾樟柯：每次拍片都有这样的时刻，很多事情都来了，你根本应付不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孤独吗？

　　贾樟柯：不孤独，我们群体生活，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不孤独。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你父母看吗？

　　贾樟柯：都看过。我爸很有意思，他看完《站台》之后跟我说，如果在“文革”的时候你一定是个右派。

　　人物周刊：跟他们沟通过你的电影吗？

　　贾樟柯：没有，我很羞涩，不好意思跟他们谈我的电影。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不喜欢我，觉得我特闷，不好玩儿。

　　人物周刊：你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贾樟柯：我只能说工作，至于生活，我很少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了。有缺憾吧。太多时间照顾不了家庭，因为我一年到头要么拍电影，要么在宣传电影。我父母都在山西老家，一年不见，一回家，发现父母特别明显地老了。一年里他们只是和我通电话，见不了面，那种内疚感是很强的。我当时如果真的遵循我自己内心的感受把事业搁一搁，陪陪我父亲的话，我会多少心安点，因为我父亲今年去世了。我特别遗憾，非常遗憾……（沉默）我对这个职业的特点没有预见性。我根本没有预见到当导演生活会变得这样，整个生活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