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济南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出台了《济南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明确规定具有赌博、吸毒、嫖娼等12种行为的市民不能享受城市低保待遇。(10月9日《齐鲁晚报》) 低保政策的重心在“低”上,即低收入人群。 按此字面理解,低保政策的设计是政府维持社会和谐和确保社会公平的必然之举,从而决定了低保和道德无涉,更不能细化至低保者的个人行为规范之上。否则,良性的低保制度就会走向反面,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并有可能蜕变为干涉低保者私权的尴尬地位。 济南市相关职能部门的低保设计采取的是行为设限并和低保者个人道德挂钩的方式,让公众明显窥出其中的漏洞和瑕疵。在济南市设限的12项不能享受低保的行为中,最具争议的有:拒绝就业或技能培训,不参加公益性劳动,有赌博、吸毒、嫖娼行为而造成生活困难尚未改正的,拥有并经常使用移动电话、高档电器、机动车辆等高消费物品的,等等。 涉及违法和道德有亏的个人行为需要法律的矫治或道德的挞伐。如果这部分人群确属低收入人群,取消其低保资格等于在法律和道德惩戒之后的额外惩罚和公权主导下的对其生存权利的剥夺和歧视。客观上会把这部分人群逼入自暴自弃的社会边缘,从而导致社会治安的隐忧。因而,评价低保的标准只能是物质因素而不能以行为或道德标准去衡量。至于非法收养和拥有手机作为评价是否享受低保的标准更是可笑。因为享受低保者除了贫困,在权利和人格上和其他人是平等的。收养更多体现了道德的勇气和行为的高尚,非法则往往是由于无知和行政部门的程序繁杂和效率低下所致。而手机已经成为大众化的通讯产品,当然不能成为低保的障碍。建立在剥夺和侵犯低收入者权利之上的低保标准,是缺乏人性关怀的行政施舍,而非构建和谐社会的良策。 这也体现了政府在实施低保政策时的现实困境。政府的初衷是将有限的财政资助切实发放给符合条件的低保人群,以避免国家的善款被滥用和乱用。因而在具体实施时希望有所作为,通过细化的标准以期达到最优的行政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被简单化和具体化为可资评估的数字。就连低收入的行为、道德也被数字化打折,成为公权部门掌控的控制低保的按钮。这说明了一个现实,就是政府公权部门的思维里只有管理而缺乏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意识,即只有机械行政,不会服务。 用机械条文化去管理还充满了自以为是的懒政思想。在这种教条缺乏人性的行政管理下,甚至不如无为而治。但是,在信息社会,政府公权部门是耐不住寂寞的,总希望出台行政举措以体现执政能力。就低保而言,搜诸互联网络,符合选择的意项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都在数十万之上。形形色色的落实低保的政策也五花八门,类似济南的低保设限举措早在去年同期的南昌市就这样做了。效果如何,并无后续报道。肯定地说,济南所列那12项不得享受低保待遇的行为如何界定就是政府面临的最大课题。公权部门是否有后续的监管、评估、调查、落实还是个问号。笔者不敢断言这是另一场作秀,但谁能担保这些很难在实践中操作和认定的教条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条文? 由此联想到信息产业部证实今年年内将出台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手机实名制做出规定的消息。(见10月9日《新京报》)长期以来,行政公权部门面对行政难题,习惯于出台法律、规章或办法之类的东西去化解,但却忽略了有法可依并不一定收到有法必依的效果。缺少了行政部门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的行政作为,再好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形同虚设,徒增法制的不严肃而已。必须厘清,济南的低保设计恐怕只是某些职能部门借鉴其他地区经验并按照方便自己管理和行政的基础上炮制出来的,那12项“条规”没有经过公众表达的考验,算不上是符合公意的良法。这样的规定除了引发舆论争议,还会使行政部门陷入双重悖论中:若按此执行则会制造意想不到的社会矛盾,不按此执行则会损害政府诚信。 感此,任何公共政策的设计和执行均要三思后行! (责任编辑:悲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