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并没有一个“最优统计量”能囊括所有重要信息

　　我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上月早些时候终于在人们期盼中问世了。从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联合正式启动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有关绿色GDP的一切一直牵动着社会各界的神经。

　　据说，中国在绿色GDP上的积极表现有望走在世界的前列。美国密歇根大学全球可持续性发展企业研究所所长莱恩就这样说道：“在欧洲和美国，对于绿色GDP的讨论已经有很长时间，但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可以想见，美国的环境保护组织，会用中国的绿色GDP来提醒美国政府。”

　　中国上上下下对绿色GDP的“超前”关注是耐人寻味的。毋庸讳言，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不少人寄希望于通过采用绿色GDP来规范中国经济的发展，走上节约型和资源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邱晓华新闻,邱晓华说吧)日前就明确表示，未来绿色GDP肯定会成为考核地方官的指标。对此，许多地方政府则是如坐针毡。

　　的确，GDP指标问题很多，以此演绎出的“GDP原教旨主义”自然问题更多。因而，改变政绩的考核方式势在必行、意义深远。但是，令人担心的是：用绿色GDP代替GDP到底有多少可行性？因为，同“经典的”GDP相比，绿色GDP核算的问题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若把如此粗糙的指标赋予如此重要的用途着实让人捏一把汗。

　　国内生产总值或GDP的准确含义是指一国在1年内所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之和。从平衡核算的角度，GDP既衡量经济的总收入，又衡量经济用于物品与劳务的总支出。因此，人均GDP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平均收入和支出是多少。谁不喜欢有更高的收入和支出呢？所以，人均GDP似乎自然就成为平均经济福利的最好衡量指标。可是，GDP并没有包含所有对社会有意义的产出，更重要的是，GDP中的有些部分甚至是有损于社会福利的。

　　有些活动比如闲暇能够增进人们的福利，但GDP忽略了它们。另外，GDP不考虑没有通过正常市场反映的经济活动。其中一些非法的地下经济，如赌博、贩毒、非法移民所从事的工作；还有一些是合法的，比如，一位女士雇佣园艺工人修剪草坪，园艺工的劳务费计入GDP，而当他们因此相识并共结百年之好后，同样的修剪劳动就不在GDP之内了。GDP不嫌贫爱富，但也对两极分化熟视无睹。

　　这些缺陷人们似乎还能够容忍。更要紧是，有些活动为人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坏处，GDP只计入前一部分，而忽略了后一部分。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领域是环境污染。显然，一些生产会创造GDP，但也会带来污染，而污染会降低了人们的福利，对此，GDP并没有考虑。如果减去这一部分损失，我们的GDP将会下降许多，并且有些生产可能得不偿失。

　　比如，现在我国每年至少要消费2万亿度电，每度电按0.5元算的话，电力工业就有1万亿元的GDP。然而，我国主要采用的是火力发电，这对环境的污染很大；而且，对这2万亿度电的消费也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比如，制冷设备释放的氟利昂破坏了臭氧层。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对福利的计量就不仅应该加入电的价值（GDP已经计入），还应减去由于污染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但GDP没有计入）。假如每度电的损害为0.1元，那么，“正确”的GDP算法应该在计入1万亿元的同时，再减去2000亿。

　　现实中的“绿色GDP”，就是在现行GDP的基础上，扣减自然资源消耗的价值损失和自然环境改变的价值损失。简单地说，绿色GDP=传统GDP－资源环境损害＋环保部门新创造价值。

　　然而，樱桃好吃树难栽。从统计学的角度，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和数据上的可获得性方面，显然有着更为专业的考量。虽然绿色GDP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也先后发布了两个版本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从而为绿色GDP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工具；然而，有关核算方法的理论争论从未停止，实践中，迄今为止，全球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成了所有的SEEA核算工作。实际上，有很多方面根本就是不可能达到的。

　　一个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至少应该包括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和两大项环境退化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进一步说，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又包括20多项内容。我国此次核算仅仅计算了环境污染，并且也只涉及其中的10项。即便如此，在已经核算出的10项损失中还存在低估和缺项等种种问题。

　　更根本的困难在于，任何的核算指标只要被确定为度量业绩的关键指标，就必然会使经济运行偏离经济发展的真正目标，即便确立了绿色GDP之类的指标，也无法避免偏离真实目标的命运。美国生态经济学家戴利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核算纺织产品时，用长度来衡量织物就变窄、用面积来衡量织物就变薄、用重量来衡量织物就变厚。绿色GDP，绝对不是一个“最优统计量”能够反映所有重要的信息。当其在核算中仅仅强调某种环境成本时，就会导致其他成本的极度上升。并且，可以预见，绿色GDP概念模糊，作为政府的下属单位，统计局和环保局的独立性也让人担忧。

　　在笔者看来，中国应该改变的是考核政绩的方式本身，而不是考核政绩的指标。众所周知，中国至少在财政上是个高度分权的国家。分权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而支撑这一潮流的核心命题是，分权能够使得政府更便利地接近居民的需求，同时也更直接地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因而，在考核地方官的政绩时，更多地参考辖区居民的意见或许是更为有效的一种方式。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