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16日电 据香港《经济导报》报道，从亚当.斯密到凯因斯，再到不幸夭折的ITO和成功运作多年的GATT、WTO，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主题。但随着WTO的不断扩容，反而让越来越多的贸易冲突不绝于耳。加上多哈回合、坎昆、香港多边谈判的失败，国际间贸易正常化的脚步正在受到严峻考验。为此，香港《经济导报》记者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对著名国际贸易专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让.皮埃尔.雷曼(Jean-Pierre Lehmann)教授进行了采访。

　　冲进国际市场的大象

　　记者：这些年来，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认为现在的情况怎样？

　　雷曼：人们正在不断认识到全球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些国家拒绝全球化浪潮，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政策和规则的调整帮助国际贸易发展。而科技的进步使贸易产生了革命性变化，尤其是通讯和IT技术的发展。

　　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显示，1990年时全球共有8000个跨国公司，而现在这个数字是70000家。这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国际贸易的信心。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并且表现得非常好，现在中国国际贸易每年的增长在60%左右。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市场发展的引擎。当然这些都是好的现象，不可否认的是的确还存在一些负面的情况。

　　首先一点就是于中国有关。并不是说中国做错了什么，或者干了什么坏事。由于中国市场实在太大，所以当中国进入世界经济舞台后，必然带来极大的冲击。这就好像门已经打开，进来的是一头大象，房间里的人没有准备，都惊慌失措了。很多国家都没有预料到这个情况，所以一时间都无法适应有中国加入的贸易环境。

　　另外，WTO的一些规则也应该进行改革。对其总干事来说，他只能提出建议。在坎昆的时候，他提出必须改革世界贸易组织。这是非常正确的，世界贸易组织是必须进行改革的，它现在已经有150个成员国了，如果每个国家对同样的问题都有同样的权利去投票，那么整个效率也会比较低。可见，WTO要建立的是一个国际经济机构的合理架构，我们是首次进行这样的探讨。

　　如果WTO崩溃了，那么对于东亚地区的影响将会是最大的。虽然中国是新加入者，但是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要让自己成为组织中的领导者、成功者。

　　记：您是怎么看待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商品设限这个问题的？

　　雷：首先需要申明的是，对于中国产品设限，是对事不对人。去年我们与中国有贸易战，今年我们与越南也有关于鞋子的贸易战。其实这些贸易摩擦，媒体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总是在报纸、电视上渲染中国产品价格低廉，对于欧洲产品造成很大的冲击，最终会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那些接受错误信息的商人就开始游说政府，对来自中国或是其它国家的低价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在欧洲有一些对于GDP贡献并不大的产业，他们却与政治密切相关，比如法国的农业，他们就会经常游说政府。

　　但埃维昂并不是这样，我们努力告诉人们这种贸易的好处。第一，廉价商品的受益者是那些低收入者，他们对于价格还是非常关心的。第二，虽然廉价商品冲击制造业，但是会带动运输业、零售业和国际贸易这些行业，我们的工人可以转换角色，找到新的工作。第三，中国虽然出口给我们很多的廉价纺织品，但同时也在进口我们很多的高科技产品以及机器等等。有人说，中国进口一架空客飞机相当于出口3亿5千万件汗衫。这说明欧洲在贸易当中也是有很多利益可寻的。

　　其实早在1995年初的时候，欧洲多个国家就决定在2005年的时候废除MFA(多边纤维协议)。为此，西、北欧的国家都开始着手准备，比如英国、挪威、荷兰等等，他们国家的纺织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小。但是一些南欧国家并不对本国企业进行改革，那些国家的企业也没有预见到情况的严重性。最终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就只能游说政府出面使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

　　这些年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都非常快，但是一些相关组织和认识上的发展却远远不够，两者之间就形成了“治理差距”。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必然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记：那么中国应该怎样应对这个问题呢？

　　雷：其实中国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受到严重的贸易抵制的国家。要知道每个时期，那些国际贸易的新加入者都会受到老成员国的抵制，尤其是当这个新进入的国家干得很好的时候。比如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受到来自英国的抵制，上世纪六十年代整个欧洲都在对抗美国，二十年后又轮到了日本。但是这三个国家寻求的出路都是不同的。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谈一些自己的想法。首先，中国必须更好地进行沟通，建立一种有效的对话机制，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和沟通方式。以此尽量避免我刚才提到的因为媒体的误导而造成对中国产品不必要的误解。

　　第二，中国必须要创新。现在中国的产业界最缺乏的就是创新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所以我认为IT产业和创意产业将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不过现在中国许多地方还是安于做代工，出口廉价纺织品，是因为没有感觉到足够的压力。

　　这次到中国来，我和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交流了意见。他们似乎对欧美设限中国产品挺高兴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将逼迫中国产业进行革新，通过产业升级来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

　　汇率政策应按国家需要制定

　　记：您认为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呢？美国方面对此态度似乎很强烈。

　　雷：如果明天人民币汇率完全放开，其汇率肯定会产生波动，但究竟是升值还是贬值，没有人知道。如果你看到的是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那么似乎应该升值，如果你看到的是其它什么方面，那么可能就该贬值。

　　美国政府认为人民币升值将缩小其贸易逆差，但这些都是不真实的。比如美国每年都有很高的财政赤字，但并不能说明什么，这些只是政治方面的需求。此次要求人民币升值，也是政治需要罢了。

　　我认为，人民币是否升值，应该看中国方面的需求。如果中国有货币升值需求，那么可以适当升值，如果只是迫于外界的压力，那么完全没有必要变动汇率。

　　记：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国际贸易会给交易国带来资源平衡，但是中国获得的却是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订单，而不是资本，您认为问题在哪里？

　　雷：亚当.斯密是哲学家教授，他认为市场、政府管理、道德是三大支柱。你说得不错，他在《国富论》当中解释了贸易国资源流动的方式和结果，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贸易环境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政府并未对资源的流动做出规定。

　　现在中国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管制还是相当严格的，资本市场是相对封闭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只吸收外资的直接投资，而不吸纳资本，所以她并未成为国际资本的流动目的地。一旦中国政府放开了对金融市场的限制，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进入中国。

　　中国应努力成为世贸中坚力量

　　记：您认为中国会成为东亚地区的经济领袖吗？中日关系会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什么影响？

　　雷：欧洲和北美地区都有自己的经济领袖，但是东亚地区的情况复杂一些。这里的语言、宗教、社会机制都不同。日本虽然经济很发达，但是由于近两年领导人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和韩国强烈不满。我在日本工作生活过很多年，关注这个问题也有大约25年了。一些日本朋友认为两国的经济关系非常密切，政治的问题不会给经济带来任何的威胁。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任何事情不能只顾利益，而不考虑感情，如果日本高层还是这样一意孤行的话，那么就会对两国的经济产生影响。

　　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会带来两国之间经济权力的斗争，看到中国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的经济最强国，到时候他们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嫉妒心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日本还是低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记：您能否对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做一个预测？

　　雷：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经济学家做预测就是为了让天气预报的准确性高一些。另外，巴西总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很喜欢，“我们不应该告诉下一代，未来会多么美妙，而应该向他们解释，我们如何创造这么多财富。”

　　现在全世界都有好的或者坏的事例，虽然全球出现一些不平衡的状况，可能有些贸易顺差逆差，或是贸易摩擦，但是每一个经济体，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进行调整。所以，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一个导航者，他并不需要把事情都计算得非常精确，而是要为我们指出一个方向。

　　曾经有一个瑞士人在临死前说过：“我们不要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在国际贸易上犯过一些错误了，不应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