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与世界是双向互动的，埋头做事已经不够了，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无可避免，需要提前预见。因此李稻葵认为，自己这一代经济学者的历史任务，就是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谋求最适合中国的道路。

　　李稻葵的研究理性而务实，他认为中国的投资主要以企业自有资金为主，70%以上来自非中介性投资，银行只占20%多，并且在逐年下降，来自资本市场的更少。而印度则主要来自家庭储蓄及由证券市场涌入的外资，而这正是中国产能过剩的主要根源。

　　另外，他建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GDP作为考核指标，以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对于一些学者提出的绿色GDP指标，他认为可行性存在问题，在一些资源大省如山西，以此考核，会出现GDP为负的情况，是不公平的。

　　刘凌云/文

　　去年，李稻葵在北京置下平生第一套物业。此前，无论在美国，还是香港，他一直租房而居，并使用易于搬运的便利式家当。2004年，在母校找到归宿感的他，辞去了香港理工大学的教职，回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担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佛利曼经济学讲席教授，并于今年6月任金融系主任。随后，他在学校附近买了房，并力劝朋友们把家安在单位附近。“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名校附近的房价都比较高。支撑房价最重要的是房租，随着清华、北大国际化程度提高，访问学者等流动人口增加，这些学校附近的房租、房价也会稳步上升。”

　　从清华到哈佛

　　李稻葵内心深处的漂泊感，与他少年时的经历或许不无关系。1969年11月，他身为外交部印度处负责人的父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6岁的李稻葵也随父母从北京迁居湖南茶陵，其后又辗转江西、四川。“小时候不断在转学，因为当地孩子欺生，经常打架，感性地体会到人类的社会制度都是打出来的。”

　　虽然一直缺乏系统的学习，勤学好问的李稻葵依然成绩出色。高中时，他考上了当时成都唯一的省重点中学成都七中；1980年，又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工程系就读。大学时代的李稻葵，给人的印象仍是爱读书。他保持着自学的习惯，每天早起背英文，晚上到教室听英语广播，在学校比赛中总能取得好成绩。

　　1985年，由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邹志庄牵头的国家教委经济学留学计划启动，他因此有机会代表清华参加全国统考。作为计量经济学家的邹至庄亲自出题。李稻葵至今仍记得，其中一道题是如何在价格波动时计算企业的期望利润和最优决策。他考了第二名，被邹教授推荐留学哈佛，无奈却错过了哈佛的申请截止期。此时，恰逢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发展研究所（HIID）主任帕金斯教授访京，他建议李稻葵先到哈佛做访问学者，第二年再由自己推荐读博士。李稻葵放弃了免试读研究生的机会，开始办理出国手续，并于当年9月成行。

　　在哈佛，李稻葵度过了艰辛的第一年。作为访问学者每月从国家教育部获得的380美元津贴，连正常的房租都不够，不得已，他和几个中国留学生合租了一个没有暖气的房子，冬夜裹着电热毯入睡，业余时间则在学校兼任警卫，“这一年，我走遍了哈佛的每一栋楼，现在我还记得哈佛警察为它们起的代号”。

　　次年，他顺利进入哈佛经济系攻读博士，师从艾里克·马斯金、安德烈·史莱法、亚诺什·科尔耐。这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耐刚完成《短缺经济学》，他从现代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体的方法，对李稻葵影响颇深。2005年，获邀参加欧洲经济学年会的李稻葵，与现任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的王一江合作提交了一篇论文，论述中国、越南的改革与前东欧的差异，正是借鉴了科尔耐的研究方法。

　　王一江是李稻葵在哈佛的室友。他那时的同窗好友，还包括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的樊纲、现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副教授的许成钢等已在中国经济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最初的学习中，来自计划经济国度的他们对一些课程显得水土不服，只知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懂老师为什么讲那些内容，一些学习内容，比如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的关系，则令他们困惑，“不知道学了有什么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根本不需要借助利率调节经济”。如今，这些理论已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的李稻葵认为，正是这一批留美学者，推进了对国企改革、乡镇企业模式即模糊产权、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与讨论，“我们不刻意追求对政策的直接影响，而是希望能通过讨论开启思路。”

　　李稻葵业余时间爱琢磨车，他最好的休息方式是到车行看车、买车、修车。到哈佛不久，他就从室友处买下了一辆1970年产的小牛牌汽车，并把它修整得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农垦部队开过拖拉机的樊纲，对汽车也颇有兴趣，两人常在一起修车、玩车。篮球和音乐则是他的另外两大爱好。到每个城市，他都愿意到音乐厅盘桓。至今，他还是清华教师篮球队的一员，“每周打球”。

　　以全球化视野研究中国问题

　　1992年，博士毕业的李稻葵收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纽约大学金融系、密西根大学经济系的工作邀请。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收入最低的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因为这里有全美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我喜欢做学问，研究兴趣是中国经济，这在出国时就已经确定了，而在金融系只能研究金融。”

　　在密西根大学的6年多时间里，他的研究一直围绕中国改革的基本问题展开。他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为何会出现软预算约束，提出这与产权安排密不可分。他研究国企改革，提出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国企并不全面，因为国企行为复杂，同时担负着经济、社会责任，其效率存在扭曲，他针对如何从微观上衡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出了自己的方法，目前，延续这一课题，他正在写一篇文章，讨论如何从宏观上衡量全要素生产率。他研究转型阶段的中国经济，认为由于市场机制没有成型，纯私营、纯国有均非最优产权安排。

　　海外多年的研究生涯，对中国国情的细致理解，令李稻葵的研究理性而务实。“1999年，我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同行一起到浙江调研，发现不同区域的企业家对产权模式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萧山的企业家希望实行模糊产权，而温州企业家要求私有产权。”李稻葵说，由此他受到启发：产权的安排是内生的，当政府改革、市场的基础设施配套之后，会有新的产权安排和划分，“在转型经济体中，产权、信息不可能明晰化。产权是改革的中心过程而不是源动力，所以不能把过多精力关注在产权上，而应该关注比产权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有了好的制度安排，产权自然明晰。一味强调私有产权，只是一种简单思维。”针对产权改革问题，在2004年底举行的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他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由于对前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李稻葵体会到，制度安排是连续的，需要一步步推进，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过渡性制度安排尤其重要。“即使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演变也在不断发生，何况中国是一个转型市场。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成熟市场的样本来进行评判，而要研究演变过程的安排，好比是康复医生，要开出来一张药方，而不只是诊断问题，或简单地喊口号、作呼吁，那是打纸老虎、死老虎。”李稻葵表示，不同于以中国经济改革目标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自己以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为研究对象，进行过渡性制度安排这样具有建设性的研究，不仅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同道者的定位，更将是中国经济学者对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最大贡献。

　　1997年，李稻葵获邀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担任了一年国家研究员，专攻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研究，并在《美国经济评论》、《欧洲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兰德经济学》等刊物发表了论文。他与三山投资公司合伙人、原中银国际CEO李山提出的多方参与国有银行和国企债务重组的建议，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改革》杂志上，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拉迪看后表示，从中看到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问题可能的解毒药。

　　1999年，美国南加州大学（USC）以终身教职邀请李稻葵加盟，他却选择了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2002年，他开始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特聘教授，与国内学界有了更深的接触。2004年7月，他回到母校，全职任教。

　　北京，对于李稻葵，虽是阔别已久，内心却从未远离。“在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经济是非主流的，在学界以外，对中国问题很重视，但其立场往往是维护美国利益，我们从中国来的研究者角色相当尴尬。在香港研究中国经济不存在立场问题，但香港大学的研究往往追随欧美学界，却由于资源所限很难取得一流成果。实际上，中国历史性的崛起，是打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事。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绝对有可能领跑世界学术圈。我们要把这中间的问题提升为理论和国际学术界对话，要跟国外学者说，中国的发展有多精彩，但中国的问题你们是不能完全解释的，你们大多数研究的基础是西方包括日本的经验，至少需要修正。其次，我们要为中国经济政策的科学决策服务，要用全球化的智慧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谋求最适合的道路

　　中国的劳动力、原材料价格低廉，一直是我们强调的比较优势，而立足于大国战略的角度，李稻葵提出，中国要抛弃比较优势，重新研究作为大国的发展战略。

　　“经过28年的改革，中国在体制改革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但对发展战略的研究仍然不够。老一辈经济学者最关心的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是改革的路径问题，因此，改革早期，我们关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着重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重。以今天的形势看，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需要从全球角度考虑自身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否则就会受制于人。过去许多年，中国执行的原则是韬光养晦，中国与世界是后者单向影响前者的关系。今天，中国与世界是双向互动的，埋头做事已经不够了，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无可避免，因此需要提前预见。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历史任务，就是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谋求最适合中国的道路。”

　　从这个角度，李稻葵对多哈回合谈判陷入泥潭表示遗憾。“过去十几年，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各国影响巨大，其好处也是分配不均的，一些富国的部分制造业职位流失并反映在国内政治中，一些穷国的利益也受到了影响，比如中国的纺织品配额取消后，孟加拉国和土耳其的纺织业出口就受到影响，但是，中国无疑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中国应当从大国的发展角度认识这一问题的长远性、迫切性，以更积极的态度推动多哈回合的成功。”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制度变迁的跨国比较研究，也是李稻葵有兴趣的方向。目前，他对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经济结构中农业的产值与比重、粮食进口量、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收入差距等问题进行的国际比较研究，得到了世界银行的数据支持。“中国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一大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中户籍制度放开最慢，农民不能百分百进城。不过，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力所在。一旦户籍政策放开，进城的农村人口作为非常饥渴的消费者，每个人都是一个发动机，他们消费力的爆发将对中国经济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在中国台湾地区、日本的经济起飞中都可以找到佐证。农民进城，不仅是一个战略性的经济举措，也是提升中国人口素质最直接的方式。”

　　中国与印度，是当下世界关注的焦点，在世行一项中印投资的课题中，李稻葵负责中国部分的研究。他发现，中国的投资总体规模远高于印度，而且资金的来源与印度有很大不同。“中国的投资主要以企业自有资金为主，70%以上来自非中介性投资，银行只占20%多，并且在逐年下降，来自资本市场的更少。而印度则主要来自家庭储蓄及由证券市场涌入的外资。”他认为，这正是中国产能过剩的主要根源。“从最近5年的宏观经济趋势看，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在不断加重，银行、证券、外资及政府的投资比重在不断下降。据我的计算，我们75%的投资来源于企业留利及没有分配的资金。这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的表现之一，说明企业要加强自我约束能力，需要资本市场来约束企业的动物精神。”

　　在另一项对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一次分配比例的研究中，他也发现，“国外一般企业总收入的25%为资本所有者所得，75%为劳动者包括企业高管所得，而中国当前的企业收入中，60%为劳动者所得，40%为资本所有者所得，近年，后一比重还在提高。资本所有者所得的40%收入往往主要用于投资，这也支撑了企业自有资金投资的高涨”。

　　他认为，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可以有三项举措。其中，首要在于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在GDP为指标的考核下，地方政府往往是企业投资的最大推动者。”在对江苏、新疆等地的走访中，他发现，有的地方固定资产投资甚至高达70%，因此，他建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GDP作为考核指标，对于一些学者提出的绿色GDP指标，他认为可行性存在问题，“在一些资源大省如山西，以此考核，会出现GDP为负的情况，这是不公平的”。其次，是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动员中小投资者参与企业的投资决策。如果企业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可以采取分红等方式”。第三，需要强化企业家的风险意识。“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造就了一大批敢于冒险的企业家，但经济发展总有波动，根据历史经验判断形势存在风险，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不可避免的。当前中国50%的增长来自投资拉动，同时投资效率极低，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有限，容忍了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但归根结底，这是不可持续的。”

　　他认为，中国投资效率的提高，有赖于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目前，国有银行上市很划算，因为遇到了中国概念热和全球流动性强的双重利好，但是，上市顺利并不等于国有银行改制顺利，我们要降低这一期望值。”他认为，随着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国有银行的业务重心会从贷款转向信用卡、消费贷款、个人理财等非传统商业银行业务，这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帮助不大。“从这个角度看，商业银行存在被边缘化的倾向，未来，可能会有外资银行、民营银行、新兴银行从事贷款业务，传统银行则可以通过其网络、信誉等优势吸纳资金，并通过银行间业务为贷款银行提供资金。”他寄望于新兴银行在投资效率的改善上发挥更大作用，“以四大商业银行现有的机制，很难既提供资金给需要的人，又约束他们。而新兴银行在这方面没有历史包袱，可以在商言商，促进投资效率的改善。”

　　在李稻葵的主持下，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正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重镇，其每季一次的“经济形势讨论会”等活动的影响力也日益显现，不仅吸引了学界重要人物参与，也经常成为大众传媒关注的焦点。但李稻葵仍然保持着清醒，“作为学者，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会丧失客观性与独立性。我的想法是站在长期发展和国际化的角度，提醒决策者注意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复杂的因素，而不参与一些细节的讨论。”

　　研究之外，他亲自为本科生、硕士、博士和EMBA等教授课程。按清华的要求，他每学期有96个学时的授课任务，实际上却远远不止于此。出色的授课加上极强的亲和力，使他成为学院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新财富》2006年10月号最新文章)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