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谈基尼系数意义不大”——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薪酬设计中心主任徐振斌

　　　本报记者迟明霞

　　目前，在市场经济不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高收入者的情况下，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谈基尼系数意义不大。

　　———徐振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不可或缺的方面。目前有估计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在4．5至4．7之间，已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过高的基尼系数反响热烈，学界争辩不断，著名青年经济学家徐振斌博士就质疑：我国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基尼系数怎么会小呢？

　　徐振斌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薪酬设计中心主任。一直从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研究和咨询工作。在本世纪初国内的基尼系数已经很大的情况下，他第一个提出基尼系数还会继续扩大，财富正在以年平均1．83个百分点的速度向少数人集中。

　　近日，徐振斌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断言：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公平和谐度最高和经济效率也最高的时期之一。

　　记者：请你谈谈目前整体的社会收入分配情况是怎样的，是不是像舆论反映的那么糟糕？

　　徐：10年前人们也在大呼小叫基尼系数过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那时觉得收入分配状况是一团糟。但是，那时有许多的耐用消费品还没进入百姓生活，高档商品如商品房、轿车还没进入家庭，旅游休闲还只是绝大多数人的一种美好奢望。现在，住房、轿车、耐用消费品以及旅游休闲都进入普通人家庭，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得到了保障，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比原来要好。

　　那么现在是不是好得没问题了？我不希望从基尼系数上看问题，基尼系数是描述收入差距上的一个综合的内容，目前从我国情况来看，仅用基尼系数作为尺度，总是在钻“牛角尖”，甚至于产生了明显的误导。用基尼系数说事，即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不和谐以及对公平的影响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说明收入上的差距对效率的影响问题。事实上，按照市场经济只要人们是在诚实地经营劳动，只要是在法律的范围内经营劳动，出现收入上的差距以及累积财富上的更大差距是自然的事情。

　　一些学者利用研究收入差距的传统方法得出我国城镇不同收入人群的分布结构是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状”。而我通过“居民不同收入人群概率分布曲线”（“徐振斌概率分布曲线”）得出的结果是“中等偏下收入人群及更低收入人群偏大，中等收入人群稍小，高收入人群很小”，简单称之为“底部偏大，中部稍小，上部很小”。

　　记者：什么是“徐振斌概率分布曲线”，为什么会出现以上两种不同的结论？

　　徐：“徐振斌概率分布曲线”也是一种研究社会收入或财富分配状况的方法，主要运用概率统计知识来研究不同收入人群的分布状况。具体讲，就是将所考察的参与收入分配的全体人数视为1，按照收入的高低计算出不同收入人群的分布密度，并画出相应的分布密度曲线，根据研究需要，分出各种不同收入人群。其实质就是研究收入分配的结构问题，这将是收入分配领域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

　　基尼系数和洛伦茨曲线是研究收入差距的方法，研究的是收入差距和倍数的关系，太简单了，在解决现在不同收入人群的分配状况时，具有局限性，说不清楚我国不同收入人群到底是怎么分布的。概率密度分布曲线弥补传统方法的不足，与传统的基尼系数和洛伦茨曲线具有互补作用。

　　记者：基尼系数是不是判断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关键？

　　徐：目前，在市场经济不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高收入者的情况下，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谈基尼系数意义不大。不是因为基尼系数大社会就不稳定，比如我国目前的农村社会，他们是基尼系数大的主要贡献者，但是农村社会是很稳定的；也不是基尼系数小就一定稳定，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期间我国社会就不能称得上稳定。现实是，要看到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就是农村这一块，城市就是城市这一块，两块都是稳定的。

　　还有一种情况会让担心基尼系数扩大的人感到为难。这就是继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出现之后，现在民营企业上市，一夜之间民营企业主身价就是数十亿，你怎么去“限高”呢，空话。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确实很高了，据说最高估计达到4．5至4．7。但是，我要在这里断言：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公平和谐度最高和经济效率也最高的时期之一。

　　记者：那么，根据你的研究方法，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是什么？

　　徐：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发展中阶段，整体的收入水平还需要快速提高。所以，在这里我想再次提出一个新的观点：科学地对待和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认识和历史发展过程，急于求成不得。

　　目前，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新农

　　村建设，加强收入分配的监管，个税征收到位，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大力发展义务教育，积极倡导社会慈善事业以及惩治腐败行为等都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但是，此间高收入者收入越来越高是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原因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非工资性收入越来越多。如利息、股息收入，遗产的继承，财富在一些人手里积累得越来越多、越快。再有，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市场存在人才竞价，造成了技术人才、高管人员总是向少数高收入者看齐，向国外看齐。此外，国内的一些大企业和垄断行业，它们获取高额的收入和利润，支付能力很强，加上工资管理上的不严格、不透明，也造成了一些不公开的高收入。

　　当然，政府在政策导向上也一直主张适当拉开收入差距，理顺分配关系。过去太平均甚至于出现了倒挂现象也不好，为了克服这个太平均，对一些素质高、贡献大的人才应该给予合理的高报酬，但是要适度。

　　记者：怎么掌握这个“度”？

　　徐：要根据整个社会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有企业内部的支付能力、员工的接受能力以及整个国内外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来定价。

　　最初国家规定，企业内部收入高低差距在3－5倍，后来是10倍，现在是14倍峰顶，这是指工资收入或年薪。可以讲，这样的差距在国际上都是比较高的了。

　　国际上收入分配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年薪，从倍数上比较而言，我们已经和国际上看齐了。还有一部分就是工资以外的股权、期权长期激励风险收入，对于高管人员来讲，在国外占的比重还要大，而我们国家现在几乎是零，一片空白。现在有些企业在尝试着做，但也不规范，很多人因为这个问题犯错误了，侵吞国有资产。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加强这一块，工资只是一种短期激励，只有注重长期绩效，经营者才不会只看好短期行为。

　　记者：我了解到，你有一个“期权激励与公司长期绩效新理论体系”，能不能简单描述一下这个长期绩效激励计划？

　　徐：我研究的长期绩效主要是解决企业风险收入这一块。它主要是把个人利益和企业的长期绩效的提升放在一起，它和年薪、工资有联系，但还不是一个问题。工资、年薪以及年金实际上都是短期激励，工资、年薪以及年金越高越容易导致短期行为，而我们国家现在长期激励缺少，所以造成了经营者老是短期行为，或者是搞体外循环获得不法收入。

　　如果能给企业创造了很大的效益，但是收入还局限在工资上，那么与国际比较就有很大的差距，可能是上百倍的差距甚至于更高，这就会引起工资体制外的违法行为。所以我这个激励计划的模式是企业的长期绩效与个人的收益挂钩，实行期权分配。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