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访欧洲商会主席皮埃尔·西蒙先生

　　本报记者 魏红欣　发自上海

　　当地时间10月24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新的对华政策文件，与此同时，一份详细阐述欧盟对华贸易与投资政策的“姊妹文件”也首次亮相。正如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所言，新文件将为欧盟未来10年对华贸易提供指导，并为进一步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定原则。

　　那么，新文件的出台对中欧贸易将产生哪些影响？欧洲企业的中国市场发展策略是否将改变？欧盟是否会向更多中国产品举起反倾销大棒？中欧贸易的未来走向如何？……

　　带着众多疑问和困惑，本报记者赶在新文件出台前夕专访了欧洲商会主席皮埃尔·西蒙先生，欧洲商会目前拥有超过1500万家公司企业会员，主要来自欧洲41个国家的1600个地区和地方商会。身为这个代表欧洲最广泛企业利益组织的“大管家”，欧洲企业如何看待与中国人做生意——西蒙先生或许比任何人更有发言权。

　　记者：近两年来，中欧贸易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欧盟对中国的纺织品、鞋类、汽车零配件、家具等产品频频举起反倾销大棒，并对一些产品抬高了进口门槛，中国人称之为“绿色壁垒”。您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产品出口增加顺差扩大所造成的，还是欧盟对待中国出口产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西蒙：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商会有自己明确的立场：我们坚信，开放的市场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所以，如果某些产品在中国能高效地生产，然后出口到欧盟，我们觉得这不存在任何问题。当然，这里必须有两个前提要考虑。首先，正如欧洲必须开放它的市场一样，中国也应该允许欧洲竞争对手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而不应该设置技术、法律或其他壁垒。其次，中国和欧洲的生产商必须遵守游戏规则。我特别是指，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对环境以及其他标准的尊重。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是完全认可这些准则的。我不否认，在欧洲，有些人将中国经济的增长视为一种威胁，这种威胁涉及到他们的职业、对环境的影响和对能源市场的影响。我们欧洲商会的任务是告诉大家，中国经济的发展更是一个机遇！

　　记者：欧盟认为，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应承担起新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迟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已是世贸成员，却不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国家；相反，欧盟早就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俄罗斯至今仍未入世。您认为这是一种逻辑矛盾吗？如何看待中国与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

　　西蒙：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我相信，中国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其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责任。中国政府和企业投入在承担其责任的精力越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速度会越快。至于俄罗斯，我同意，在那里我们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即不公平竞争。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后，将为讨论这些话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记者：欧洲商会拥有1500万家公司企业会员，来自欧洲41个国家的1600个地区商会。对于中欧经贸关系，制造企业和贸易企业往往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由此形成两种利益集团、两种声音。您作为会长，如何平衡这两种声音？

　　西蒙：历史证明，开放的经济能为各类企业创造最佳的效果。例如欧盟委员会近期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公开竞争市场运作的压力本身就能产生1/4的生产力。换句话说，生产商也受益于一个开放的市场。

　　记者：如果您为欧洲企业拓展中国市场公关，并有机会对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陈述观点，您最想表达什么？

　　西蒙：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起了领导作用。为此，它和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一起，有责任承担起全球发展的重任。举一个例子：中国应调动其一切影响力，重新促成多边贸易谈判，而非试图通过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建立其自己的关系网络。

　　记者：在中欧贸易问题上，欧盟内部意见分歧严重，以中国鞋为例，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坚决要求对中国鞋征收反倾销税，而英国、瑞典等国则认为征税将损害欧洲消费者、零售商的利益，这是否意味着欧洲内部对中国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仅是因为企业利益吗？

　　西蒙：欧洲的多样性一直以来就是一种力量，当然根据每个国家实际情况的不同，他们最敏感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由于各个成员国内部的民主选举制度，每个国家的政治观点也各不相同。重要的是，应该把欧洲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分析哪些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里斯本战略的目的。

　　记者：中欧之间的很多贸易摩擦根源都在于欧盟至今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您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在以下4个方面是否达到标准：政府干预；公司治理；遵守知识产权和破产法；金融机构的运行。欧盟在评价此问题时仅仅就问题本身，还是有更多问题之外包括政治因素的考虑？

　　西蒙：没有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导致贸易摩擦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违反了公平贸易的规则。在欧洲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贸易保护措施，只能在理由充分的情况下使用。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努力确保依据规则开展贸易，这远比制定法律法规重要的多，同时，要确保这些法律法规得到理解和尊重。

　　记者：欧洲学者曾表示，中欧之间贸易摩擦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欧洲舆论夸大了中国企业对欧洲各国经济的冲击。欧盟一方面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经济的增长危及自身利益，您如何看待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西蒙：这里牵涉到很多心理学因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之后所产生的效益是广泛的，大家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每个人都期待低价获取好产品，然而，“教训”也更集中、更明显：一个工厂关门了，然后在中国开了新厂，工人失业，等等。各国商会、NGO（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领导需就此事尽快明确沟通：利益是什么，中国市场的机遇何在，诸如此类问题。我再次强调，欧洲企业应公平享受中国市场准入政策，这一点很重要。否则，中国威胁论在欧洲将愈演愈烈。

　　记者：欧盟即将全面评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并表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是欧盟贸易政策的一项重大挑战，因此需要一个全新的战略性安排。欧盟之所以要做出政策上的调整，主要考虑是什么？您认为新政策将有什么样的变化，重点将关注哪几方面的问题？

　　西蒙：我觉得现在正是制定这个新战略决策的时候。中国和欧盟在全球市场范围内担任重要的角色，我们的合作应该继续深入。新的协议应该确保我们远离冲突，实现双赢的合作关系。正如前面所说，我们应该共同承担起一些全球性的挑战：多边贸易体系、能源、环境、新技术的推广和开发，当然还有安全。

　　记者：随着中欧贸易间的变化和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您认为中国是否也应该进一步调整自己的贸易政策和贸易管理体制？

　　西蒙：我最关心的是中国应该尽一切可能加强对世贸组织（WTO）规则的执行，尤其是知识产权法。我知道相关部门已经在很努力地工作，但是在中国企业界必须达成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侵犯知识产权最终损害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利益。

　　记者：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欧盟正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内生需求，并出台了许多具体政策。应该承认中国的盗版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但一味地指责和施压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在此问题上您有何建议？欧盟是否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与中国共同解决这一问题？

　　西蒙：根据欧洲的经验，单靠政府部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接受培训，并获取信息。当然，也应该建立足够的法律体系确保相关政策的执行。

　　记者：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资本的跨国流动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面对外来并购时，欧洲国家的阻击战是最顽强的，这从法国、西班牙、波兰等国政府直接介入一系列收购案阻止外国企业收购本国企业的种种案例中就能看出；同时，欧洲国家的一些企业经过资本重组，也纷纷进行跨国并购，面对本土企业对外扩张，欧盟国家的态度却是积极支持。这种“经济爱国主义”在欧盟是否存在双重标准？

　　西蒙：您所说的“经济爱国主义”从广泛的概念来看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当然在某些领域，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但是在欧盟内部，我们有非常严格的竞争规则。政府不能很随意地“保护”他们的本国工业，如果这样做了，他们会受到欧盟竞争委员会的制裁。

　　记者：不久前，多哈回合谈判陷入无限期中止状态，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和WTO执行力的减弱？您如何看待多哈回合失败对欧盟区域内贸易，以及欧盟与其他经济体之间贸易关系的影响？

　　西蒙：多哈谈判的失败对世界经济有不小的负面影响。在欧洲商会内部，我们曾努力推进谈判的继续进行，但是最终没能成功。我相信欧盟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我担心的是有些国家放弃了多边框架，而是偏好于签订双边贸易协议。这是非常危险的趋势，这只会导致最终没有人能获利，因为我们会陷入一个无休止的贸易协议竞争和摩擦的漩涡。

　　记者：近年来，“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各经济体发展迅速，您如何评价这些国家经济的崛起？可否就这四国与欧盟贸易关系作一比较？他们给欧盟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西蒙：我们相信，这些国家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意义是积极的，这个积极意义不但指对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也指对我们欧洲人。这些国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市场去从事贸易、去投资。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同样承担起政治责任。

　　记者：作为欧洲商会会长，您认为欧洲企业在华拓展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最让您忧心的是什么？最让您舒心的是什么？

　　西蒙：问题我已经在之前都谈到了。让我高兴的是，中国曾经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处于非常重要的领先位置，现在中国正在重新回到这个位置上来。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