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拉迪

　　2004年12月，中国政府在一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把经济增长转移到更多依赖国内消费的轨道上。此后，中国高层领导又多次重申这一发展战略。这一决策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即目前以投资和外需驱动的经济增长从长期看是无法持续的。

　　如果中国新的增长战略真正实现，不仅对中国自身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而且也将惠及全球经济。最近几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2006年决定性地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国。目前，中国与美国一道成为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力量。

　　刺激消费的政策选项

　　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要提高家庭和政府部门的消费相对投资和净出口的比重，这要求采取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政府消费支出等措施。在很多经济体中，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家庭部门的所得税来刺激消费，但中国针对家庭的直接税占总税收比重很小，所以这项政策在中国的空间相对有限。

　　如果减税不能显著刺激私人部门的消费，另一个替代的办法是加大政府的预算支出。考虑到目前投资率已经过高，某些行业产能明显过剩，政府应该提高的是非投资支出，由于各级政府这方面的总支出才占到GDP的3.5%，因此空间非常大。政府可以在不增税（增税会挤出私人消费）的情况下，通过削减投资，将资金转移到消费上。目前，政府直接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大约是5%，此外政府预算中还有一项“资本转移”，它最终也是用于投资，200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资本转移占到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10%，因此，由政府直接和间接参与的投资很可能占到了GDP的7-8%。通过削减直接投资和资本转移，可以为政府腾出大量资金用于增加医疗、教育、福利和养老等各项政府消费支出。这将显著地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平衡。

　　刺激家庭部门的消费也十分重要。中国家庭部门的储蓄率从1980年代以来开始显著上升，2000年以来，大约保持在可支配收入的25%左右。而2005年，美国家庭部门则是开支大于收入———居民储蓄率为负。中国家庭高储蓄是出于养老、医疗教育等预防性动机。尽管过去10年来政府不断强调改善社会安全网，但养老体系的覆盖率扩展非常慢。2000到2005年，纳入养老保障计划的人数仅增加了2.8个百分点，照此速度，全民享有养老保障要到2155年———即150年后才能实现！从长期而言，增加医疗、失业、教育等方面的政府支出有助于降低居民的储蓄率。这在台湾等地区也得到验证，台湾的全民医疗保障计划推动受益率从1994年的57%上升到1998年的97%，那些先前没有医疗保障的家庭消费支出增加了4%以上。

　　汇率政策是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第三个重要力量。人民币升值不仅对这一调整提供了便利，并且升值也有助于减小因国内消费上升而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主要通过两大渠道来实现。一，升值将降低出口增长步伐，增加进口，这有助于增加国内的供给。二，更加弹性的汇率将给政府运用利率提供空间，更高的利率对于降低中国过高投资率几乎是完全必要的，而这又是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前提条件。

　　最后，企业税收政策也能为经济转型起到重大作用。近年来，中国企业盈利能力大幅上升，公司的留存收益成为推高投资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并降低折旧基金比例有助于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比重。

　　战略转变受到延误

　　目前，中国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的进展如何呢？政府计划在2006年全部取消了农业税，以提高农民收入。政府还在2006年将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城市居民）起征点提高一倍到1600元。同时，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总体而言，上述这些政策的力度非常有限。2003年，中国的农业税收入为337亿元，2004年降到了197.9亿元，农民税收负担在2004年下降了234亿元，2005年又处下降了220亿元。然而234亿元只不过相当于2004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1%，GDP的0.1%。

　　2005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达到2100亿元，仅占GDP的1.1%，与之相比，在2001年布什大幅减税前，美国个人所得税占到GDP的10%，减税后这一比例下降到7%，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了4%以上。中国个人所得税占GDP比率是美国的1/10左右，因此，将免征额提高一倍，只能算是温和的减税。国家税务总局估计，提高免征额将会在2006年减少280亿元的个税收入，但这只占GDP的0.13%，而布什减税中，居民少交个税占到GDP的3%，两相比较，前者显得微不足道。

　　截至目前的证据显示，中国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虽已开局，但进展缓慢。2006年上半年，投资增长速度仍然超过GDP增长速度，贸易顺差增加了50%以上，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仍在快速上升，因此，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仍在下降。显然，相关政策并未成功将中国经济推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其原因有：一、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其它税收增加，农村居民税收负担没有显著下降。二、城市居民节省的所得税收入微不足道，对消费未能发生可以觉察到的影响。政策虽然多次宣称要增加社会服务支出，但很少有证据显示，优先考虑消费性开支的战略得到确立。因此，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仍未改变。

　　此外，增强汇率弹性以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进展有限，仍未对降低投资比率起到明显作用。尽管2006年提高了两次利率，但公司实际借贷利率仍然偏低，信贷仍在大幅增长。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实际利率仍为负数，刺激了企业将利润进行再投资。最后，中国消费者信心也有减弱的迹象，消费信贷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上述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迈向消费驱动型经济之路上很可能实质性地受到延误。（格斯 译）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