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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观察（二）■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张剑荆
温州模式成了温州的“商标”和“软实力”。
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访问团，其中尤以党政代表团最令人瞩目。据统计，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温州平均每年接待９７批次省级以上领导，１１２２批次地市级领导，仅２００４年上半年温州就接待地市级以上组团８０９批次，１１１４６人次。时至今日还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招商团。温州模式走向了全国，温州企业走向了全国，温州资本走向了全国。
但是温州本地经济却遇到了困难。温州人普遍对此感到焦虑。
温州的隐忧
记者在前文中列举的问题，是包括温州在内的大多数沿海城市都面临的，那么，哪些问题是温州独有的呢？记者曾经就此问题向正在北京学习的一位温州教授请教，他沉吟良久，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说：“一定有，一定有”。而我则认为，对温州的未来构成挑战的，是温州企业家精神的衰退，这是真正值得担忧的。
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分析过温州产业的“代际锁定”。他认为这是温州特有的。而在产业史上，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三代效应”：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成，第三代从企业领域退出，转向艺术等领域。著名的经济史家金德尔伯格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描述了经济史上的“路径依赖”：当外部条件改变时，常常难以改变一些已经逐渐顺应先前力量的制度，这导致产业的老化或僵化。企业的利润不是用来投入改进技术和更大的资本设备上，而是用于夸耀性消费。“抵制变革、僵化、躲避冒险、注意力从生产转向消费和财富，这些都是经济的老化。即便是最明智的政策也不容易扭转这个过程。”
温州是否显示了这种老化的征兆了呢？目前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是：１．一些企业家将利润不是投资于技术创新，而是投向利润率更高的领域，比如地产、资源，这导致早期所立足的产业领域陷于停滞。记者接触到的几位企业人士对于记者提出的技术投资问题，都避而不答。从政府获得的科技投入数字，也不让人乐观；２．产业发展一般有四个阶段：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目前温州产业已经超过了要素导向阶段，进入了投资导向阶段。我所担心的是：温州是否会出现从投资导向跨越创新导向阶段，直接进入到富裕导向阶段？什么是富裕导向？迈克·波特这样描述：“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第一代企业家逐渐凋零，取代它们的是习惯在体制内活动的新生代经理人。企业、工会相继失去冒险精神，也缺乏竞争的热情，创新冲劲与敢向成规挑战的勇气也不复见。员工因收入提高，视野开阔，而不再热中工作。劳资的互不相让又成了改善生产力的根本障碍。”这是典型的第三代效应。目前温州积淀了大约３０００亿元的民间资本，这些积累下来的财富，是投资于房产、遍地开花式的投机性投资、进行夸耀性消费还是投入产业和技术创新？上述诸种，都是企业家精神衰竭的征兆。当然，这还只是一种隐忧。
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可能会率先在一个地方建立起来，但是它不会将自己局限在某个地方。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差异，为先发地区的市场扩展，提供了可能和机会。温州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当温州企业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经验，当投资于其他地区的利润高于投资于本地的利润时，就开始了向其他地域的扩张。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温州的生产要素，如土地、人才等都出现了稀缺，其价格也提升了；基础设施比如供水、供电、交通等跟不上快速发展的步子；由于不是科研中心，企业的技术升级缺乏足够的支撑。这种种原因与其他地区现存的大量投资机会合在一起，使一些企业转向了温州之外追逐利润，而不是通过技术升级提升传统产业，不是自发地调整产业结构，不是自动地进行“创造性毁灭”。企业的选择有其经济合理性，但是这一选择对于温州本土经济，却意味着增长速度放慢，发展动力枯竭。温州实实在在地第三次面临发展困境。
来自政府的冲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政府出场了。新市委书记一到任，便提出了“招商引资”的庞大计划，出台了“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一号工程”。记者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政府的出场是适时的。
从实际的引资效果看，这项工作已经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新动力。２００５年，温州合同外资８．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６％，实际利用外资３．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１％。该年确定的内资招商引资指标是１６亿美元，实际完成２２．６亿美元。２００６上半年，新签协议１２３个，同比增长了６３％，金额５．８６亿美元，同比增２．０７倍；实际使用外资２．３４亿美元，增幅名列全省前茅。引进投资在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项目５３个，制造业１１５个，占全部项目的９３．５％；引进内资项目１１２个，同比增长２．５倍。执行招商引资措施两年间，温州企业规模有了一定的扩大，规模以上企业从３０００多家，发展到５２００家。
温州民营资本在数量上占９９％，工业产值占９６％，外贸出口占９５％，从业人员占８０％。招商引资并没有改变民营企业为主的格局。去年，“以民引外”项目９９个，占全部项目的８０％以上，“以民引外”企业的销售额，占整个招商引资企业的三分之二。因此，从实际效果看，很难得出结论说，招商引资改变了温州模式，它只是引入了新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外冲内”的形势。面对有走向封闭趋势的温州模式，这种来自政府的冲击，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
市委书记王建满对招商引资的解释
招商引资是各地政府都在推行的措施，而惟有温州的这一措施引来了非议。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很难理解”：温州资本雄厚，为什么还要引资呢？
在温州采访期间，这个问题也缠绕在记者的脑际。在与市委书记王建满的两次谈话中，这个问题也是核心话题。
王建满对于外界对这个政策的非议，是很清楚的。比如温州中小企业对政府将有限的土地配置给一些合作企业，不理解，有人认为这是“厚此薄彼”；有人说，招商引资是政府要取代企业成为投资主体。王建满的回答是：“这些都是推理，是对温州的招商引资做了概念化的理解。”“招商引资”四个字是一样的，形式上也与其他地方一样。但是，温州的招商引资的内涵与其他地方不同，起点和终点都不同。温州是要发展民营经济，有的地方引资是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温州的招商引资不追求数量，它追求的是质量。引资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政府充其量是搭个台。引资的目的不同，温州引资是为了提升产业结构，“我们的目的是，将民营企业引到做大做强的路子上，而不是把民营企业搞垮”。引资的手段不同，别人是拿地招商，温州是“零土地”合作，不是简单的引资，而是对流、对接，是借梯登高。衡量引资成败的标准是把民营企业搞大了还是搞小了。
在王建满看来，对招商引资最大的误解是政府在唱主角，他说这是不对的。温州的引资是民营企业唱主角，“民营企业引资，有自己的条件，它有充分的选择权，它要追求自己的目标，比如品牌、管理、技术等等，它不可能白白地将股份或控制权让给别人”。
温州并不缺资本，但是他说温州缺“知本”。温州不像杭州有很多的科研院所，温州不缺经营人才、管理人才和销售人才，但缺高科技人才。所以需要通过合作改变人才结构，需要通过合作，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发展。温州土地资源紧张，因此不能再搞粗放的传统产业，而是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效益高、税收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上。基于此，王建满说：“科学发展观是温州的第三次机遇。机遇太重要了，转瞬即逝。”
温州转型需要来自政府的推动
批评者说，招商引资改变了温州模式，政府成了“强政府”。根据记者的观察，温州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比较均衡，两者合作推进了市场的发展和扩展。
但这并不是说，温州政府是“无为政府”。温州经济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此已经有了共识。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仍应秉持不直接卷入经济活动的好传统。那么，在这个新阶段，政府应当如何为自己定位呢？
王建满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做了一个比喻：温州企业家知道上了高速公路是什么结果，但不知道进入高速公路的路口在哪里，开着好车，转来转去，这就给政府提出了要求，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帮助企业上高速公路。
提出著名的“钻石理论”的迈克·波特指出，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是创造和提升生产要素。他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前者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融资条件等；高级要素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以及各大学研究所等。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被动继承的，或者只需要简单的私人及社会投资就能拥有，后者通常是创造出来的。
从初级要素的情况看，用温州人的话说是“死路一条”。没有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偏僻，进来的多是低层次人才，每年出去的大学生２．２－２．５万人，回来的只有８０００人。然而，温州克服了这些不利的条件，创造了竞争优势。类似这种克服不利的初级生产要素制约，创造出竞争优势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日本、意大利、瑞士等。
从政府角度看，温州的未来，还是需要企业和政府合作，突破初级要素的制约，创造出高级的生产要素。政府最重要的影响力是创造企业持续创新和保持动力的环境，为企业创新提供激励，包括：创造法治环境；培养或引进拥有熟练技术能力的人力资源；发展基础科学；保护知识产权；激励科技活动；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培养信息整合能力；开放资本渠道和发展基础设施。这些高级生产要素，如果仅仅是依靠市场的自发扩展，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出现。而对于温州来说，如果没有上述高级生产要素的支撑，或许真的很快就沦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城市。
因此，如果真的存在过“弱的”温州政府，那么，面对温州的转型，需要政府以创造高级生产要素为宗旨进行政府改革。一个疲软的政府，无法适应新阶段的要求。
（本报记者卢丽萍、汪海宝、柴国荣对本文也做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悲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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