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共同举办的“中国公共服务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国际研讨会于2006年10月28日、29日在海口顺利召开，搜狐财经作为本次论坛的战略合作伙伴从现场发回精彩报道。下面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李罗力发言，他的发言主题是社会矛盾变化与公共服务体制目标确立。

　　李罗力：

　　首先我们要祝贺中改院建院15周年。其次，我要感谢会议组织者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主题非常重要，是我们中国“十一五”规划的重要战略目标，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今天下午讲的题目是《社会矛盾变化与公共服务体制目标确立》，应该是大家都比较清楚的一个问题，我也关注到中改院，还有国内的很多机构都开过很多次的重要的研讨会，很多的专家、学者都在媒体上发表了很多重要的观点，我对大家都重复的内容就不想在这里多展开讲，我想讲三个不成熟的观点。

　　第一，对当前社会矛盾的看法。客观地说，我认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96%的中国人自己跟自己比，都比以前好了许多。但是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的社会矛盾比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或者是甚至比十年前好象还要尖锐得多，各方面的反映强烈得多，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现在有些人出来讲，市场经济搞错了，改革损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少数人发财了，大多数的人的利益被损害了，或者是很多的弱势群体被边缘化。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或者是片面的，还有一些人甚至提出来要回到计划经过的时代。我觉得出现现在这个社会矛盾的变化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一句老话，叫做不患贫而患不均，由于我们改革开放的主导方针，从一开始提出就是一部分地区要先富起来，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确实出现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地区差异的拉大，于是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一部分人的心理不平衡，由此引起了很多的心理矛盾。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两方面来看，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永远会一部分人先富，一部分地区先富，这是绝对的发展规律，古今中外概莫不如此。而且我认为不平衡和差距是发展的动力，先富才能带动后富和共富，先发展才能带动后发展和共同发展，否则就回到了平均主义共同落后的老路上去了。当然现在大家重视这种差异化引起的社会矛盾是正确的，不能够不重视这种差异化引起的社会矛盾，但是说否定这种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种客观发展规律我认为是不对的。

　　第二个原因，我们现在的利益格局复杂化了。改革初期，每一项改革出台都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所以改革受到了全社会普遍的欢迎，随着改革的深入，现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的格局在多元化、复杂化，改革本身也在深化，改革现在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正在深入到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上层建筑的改革。现在由于改革的纵深发展，对一部分人有利，可能就对另一部分人不利，这可能是改革的必然结果，要求我们的改革更加深入、更加系统，更加向纵深发展。而且每一项改革出台，必须要注意整个社会的协调。所以这是改革前进和深入的表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第三个原因就是社会透明度高了。社会公众对改革发展的参与度高了，人们的言论和表达自己诉求的渠道大大的扩大，各种矛盾，各种声音都能够反映出来，而不像过去那样被压制、被堵塞、被控制。这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表现。所以我认为虽然表面上看我们好象是社会矛盾复杂了尖锐了，但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要求我们发展得更好，改革得更深入。而不是说我们改革搞糟了，绝对不能倒退回去。这是我对社会矛盾问题的一个看法。

　　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对当前普遍争论的公平与效率的看法。

　　我们现在讲建立社会公共服务体制的目标，公共安全问题、就业机会和就业培训问题，医疗、教育、环境保护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都是要让农村、让贫困、不发达的地区，让社会弱势群体都能够在上述各个方面享受到应有的改革发展成果，享受到应有的改革发展的利益和保障。于是现在也有一些包括一些理论家和媒体都在认为现在应该主要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并且认为再主张效率优先就是继续扩大不公平。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是片面的，因为要解决根本的公平问题，从根本上还是要靠经济实力，今天早上樊纲(樊纲新闻,樊纲说吧)教授也讲了这个问题，我非常同意，没有经济实力，每年社会财富的积累，就不可能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不公平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永远是邓小平那句话：“发展是硬道理”。上述一切社会公平的问题，都需要在发展中解决，而且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这些不公平问题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够是有限度的、一步一步的，量力而行的，根据财政实力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地来解决。所以，我的观点认为应该效率优先，但是要兼顾公平。　　

(责任编辑：李淑琴)